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热已经热了不少年，至今热力不减。韩晗的这本书也是着意在此用力。他从现代文学目前最为多见的三种研究方式——“通史研究法”、“作家作品研究法”和“理论前置研究法”存在的弊病入手，紧跟“重新回到历史现场”的以史料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新范式的热潮，通过建构“群像式”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开垦出一块块学术的“处女地”。
　　
　　此书主要围绕一些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期刊史料，将历史地位、文本内涵与社会影响的三重视角，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结合对人际交往的史料钩沉，进而“知人论世”，从多个侧面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从《新语》半月刊到《絜茜》月刊、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到《狮吼》杂志、从《现代文学评论》到《新青年》杂志、从《笔谈》杂志到《吶喊（烽火）》，再到《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一份份被历史淹没的杂志，仿佛一朵朵被湮没在杂草中的鲜花。韩晗通过他辛勤地劳作，竟然开垦出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花园。花园中的花朵并非稀有，但清新别致，自有洞天。
　　
　　阅读此书，我们可以从傅雷、周煦良于1945年创办的《新语》，看到抗战结束后国内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及其使用的政治话语。韩晗从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三个角度出发，探索政治、文学与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新语》所生成的一种新的、介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独特的话语机制。
　　
　　韩晗从“三个张资平”和“两个《絜茜》月刊”的细致分析，展现出人的转变与期刊的转变之间的互为印证的清晰轨迹。他认为《絜茜》月刊问题的实质是民主党派对于文学体质的干预——即“第三种政治力量”与中国现代文学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因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身份与其它难以言明的政治原因，《絜茜》终于成了“被遗失的美好”；而以1930-1937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韩晗通过对该刊创刊及其作者群分析，指出其天下公器的学术意义，并指出其融贯中西的学术贡献和影响。韩晗还着力论述了该刊三类话语范式——并不介入政治话语、以学术的姿态介入政治话语以及从纯粹的政治话语介入，并认为对该刊进行公共交往下的话语范式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关于《狮吼》杂志及其后期文学活动史考察中，韩晗详细叙述了该刊从“滕（固）核心”到“邵（洵美）核心”的转变过程以及其停刊始末，并认为该刊在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上有着巨大贡献。同时，以《现代文学评论》为支点的史料考察，韩晗着重介绍该刊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以及其在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整理国故”与“比较文学”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而《笔谈》是茅盾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刊的文学半月刊，韩晗通过以《笔谈》杂志为核心的史料考察和战争语境下“文学场”的成因与分析，指出其带来了香港政论刊物的勃兴，形成了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的文学模式转变。在以《呐喊（烽火）》周刊为核心的史料考察中，韩晗对这份茅盾、巴金1937年在上海创立的文学期刊得不到评论界重视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揭示出其原因在于胡风的诋毁，而最终原因来自于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但是该刊的历史意义却不应被忽视。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最后一节是对《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学衡》杂志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指出其被误读的原因在于不能全面地读，不能历史地去分析，而是断章取义。韩晗做出了其“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历史价值的论断。
　　
　　在此书中，韩晗发掘了一批被淹没的史料，并根据这些史料的研究现状提出疑问，再追根溯源寻找答案。在对历史“祛蔽”的过程中，韩晗努力为我们还原历史的可能面貌，发掘了一些“遗失”的“美好”，并让我们获益良多。
　　
　　但历史无法重现，由历史构成的叙述底本就成了一种理想状态。无论多完美的叙述都只能是一种述本，可以无限接近底本却永远无法到达。韩晗的这个述本无疑是优秀的，他采用新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对这些期刊进行了新的叙述。但我们依然渴望着更优秀的叙述出现。这是致力于史料研究者的宿命！是挑战！也是大幸！
　　
　　作者为：四川大学博士马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