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南翔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中长篇小说，但他自己最看重的还是中篇，每发一个几乎都被转载、连载。曾发表于《北京文学》随后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的中篇《女人的葵花》，依然保持着他雅致、细腻和绵密的小说风格，以及浓郁、敦厚、发自肺腑的悲悯情怀。
　　
　　小说故事其实很简单：为给女朋友买房子，一个叫桂德林的男人贪污公款18万元。通过装病，他从看守所里逃出来，一路南下，来到一座海滨城市，在鹰嘴湖水库落脚，承包了水库。一天深夜，他救起一个投湖自杀的女人，因女人爱嗑葵花子，他买回种子，开荒种了一大片葵花。女人与葵花的故事、女人与男人的故事由此展开。最终，女人因爱他而举报他，并愿意与漫坡黄灿灿的葵花一道，安安静静地等待他的归来。读来令人感动、感叹、感悟。
　　
　　在南翔看来，小说应该写自己最动情的方面，首先要打动自己。简而言之，自己感情蓄积得温软深厚，锤打浓缩，发乎为小说，才容易打动读者——《女人的葵花》无疑十分契合他的这一创作观点，丰富的小说内涵里，表现出人性被现实存在所奴役的沉重，以及人物面对沉重时的选择，其中无不隐含对生活的种种期待，因而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阅读《女人的葵花》时，我常常被一种善良、温暖的笔触所感动，作者以一颗宽容之心、一份悲悯之情，对现实社会表现出真诚的关切和注视，那显然是南翔身为一个作家，对“人性”发出的深邃凝望。是的，主人公桂德林的人生际遇告诉我们：“人太容易受到诱惑，不在那个位置，什么大道理都懂，不仅懂，说起来滚瓜烂熟、头头是道，批判起来更是正义在手、义愤填膺；屁股一落座，三下五除二就全面缴械了。”这番话不免让我们对生活的悖论一览无余。小说同时借水库林老板之口道出了一个实用主义的生存哲理：“很多经济也是在买卖中学会的，书要读，但读太多了就是呆子、蠢仔。我那些赚了钱的朋友，都不是多读书的人；但他们会读人，眼前社会，人读懂了，才一通百通。”林老板的处世哲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代普遍的心理状态。被人类自己推动向前的时代，最终又将所有人裹挟向前，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就是现代都市人的悲哀。今天，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的人们，有太多的奢求、太多的选择，也有太多的失着。而南翔创作《女人的葵花》的初衷，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展露现代都市人面临的那份尴尬与困境。尽管他声称自己“不想也无能在小说中为那些失着，寻找更多的心理的和客观的凭依，但觉安静一些，淡泊一些，简单一些，就是对现实生活扑面而来的重负、缠绕以及围剿的突围”，我却认为这种突围其实是成功的。因为他找到了一条为此解围的秘密通道，这条通道的要素之一，便是回归自然。小说中“风从湖面上吹过来，空气里弥漫着湖水的腥气和葵花的馨香，一杆杆的葵花随着风儿左也点头，右也点头，万千的点头、万千的葵花灼烧成一个黄灿灿的世界，一波一波地向山上隆隆滚去”的瑰丽画面，犹如南翔所言，“是自然，是心境，也是理想”。南翔同样是借林老板的一声感叹，来表达对远离都市喧嚣的无比向往：“你只看我们在城里发达，不晓得有几多辛苦，你看看，还是在这里与世无争的好啊。”
　　
　　汪曾祺曾说：“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南翔也认为“作家要以学识为根基，以思想为触角”。在这里，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强调小说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显然就是那种有自己对生活的真实理解而且有独特感觉的东西——这正是小说创作应该具备的叙述经验。这种经验，既可以来自生活、来自故事，也可以来自人物、来自语言。我在南翔的《女人的葵花》中，真切地感觉到了来自独特“经验”的力量。这些“经验”，无不贯彻着他对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人性生态作为文学创作主题的多维思考，也即小说的思想性。
　　
　　我毫不掩饰对南翔小说的喜爱之情，自第一次读到南翔的《博士点》开始，便沉迷于他的文学作品几近十年矣。纳博科夫认为，文学作品首先是对个人产生重要意义，他也只愿对读者个人负责。作家池莉也有着相近的观点?她觉得好小说并不在于作家自己所声称的社会意义，也并非日后社会对于该小说的意义性评价，而仅仅在于作品本身：熟悉生活并且能够洞察生活的，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功夫将自己独特的生活理解表达出来的，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并且色香味俱全——无论什么题材。所以，她认为，小说首先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小说与所有的艺术品一样，与花朵、舞蹈、绘画、雕塑一样，其要素便是它是否好看和迷人。好小说要动人，要拥有超越时代的风韵和魅力，要像越陈越香的好酒，任何时候开坛，都能够香得醉人。
　　
　　我想，若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南翔的小说，譬如《女人的葵花》，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它就像一坛酝酿了十八年的女儿红，香气撩人，从而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