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兄写史有独特的方法。他擅长从“人”的角度观察历史事件，特别重视政治人物的互动、他们的背景、派系、思想、人事关系等，有时还触及个人的性格及心理状态；而笔下的人物，大部分他曾亲见、或与他家庭熟悉。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陈立夫、张群、王云五、严家淦、叶公超、黄少谷、唐纵等，这些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几乎都见过，而且与他父亲阮毅成先生过从甚密。
　　
　　在国民党的官场文化中成长，了解其中的复杂与微妙，大仁不但能得到一般学者所无的事件当事人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而且他读蒋介石日记，别有一番体会。再加上大仁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兼有过目不忘之能，因此他能见人所未见。
　　
　　例如，不少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关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分掌党政军。当时汪早已是资深的“革命领袖”，而蒋则出掌黄埔不久，在党政方面的资历都去汪甚远。可是，仅仅十数年间，蒋汪几度分合，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结局亦别于天壤。蒋领导抗日胜利，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华民国领袖、民族英雄；而汪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汉奸”。
　　
　　究其原因，两人对日和战态度不同、以及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固自是主因，但彼此地位消长带给汪的委屈与不平，也不能忽视。在大仁的文章中，他父亲阮毅成先生（时任汪精卫机要秘书）对汪近身的观察，就颇耐人寻味。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欲把党权定于一，以因应抗日。大部分党员的共识是由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但原来在名义上一直掌握党权的汪不愿屈居蒋之下，坚拒出任副总裁。汪向蒋表达这个意思，蒋也同意了。可是4月1日选举总裁、副总裁大会中，汪却被动地陪着演了一场不愉快的戏。当日蒋本人回避，汪担任大会主席。选举总裁、副总裁本是两案，先选总裁、再选副总裁，没想到吴稚晖提案把“选举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并成一案，全场立刻起立鼓掌，一致通过。汪精卫在台上，赞成也不是、不赞成也不是，尴尬万分，踌躇几秒，只好也起立鼓掌。当时也在台上、站在汪侧后方的阮毅成先生清楚看到汪脸色铁青，“羞愤至极”，觉得被蒋摆了一道。毅成先生指出，几个月后汪精卫出走，经河内转赴日本，另立“维新政府”，多少与此事有关。
　　
　　像这样近距离观察政治人物互动的机会，一般历史学者是很难有的。本书所收集的五篇文章，除了第四篇外，其余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如1961年11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突被召回，当场免职，而且不许其回到华盛顿办理交接。为什么素受蒋介石夫妇信任的叶公超，突然遭受这么严厉的处分？多年来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蒋介石日记刚开放时，不少台湾媒体及学者特别来找答案，也有几位朋友特别托我查看这段事故。
　　
　　从蒋日记看来，是因为叶公超在处理联合国代表权相关的“外蒙古案”上，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犯了“抗命罪”、“大不敬罪”。可是，大仁根据蒋日记、美国国务院档案、特别是其父亲的工作日记和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长辈口述，发现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原来蒋介石早在1958年就对叶公超不满，认为他在处理“中美共同宣言”的英文版本时，玩弄文字，“欺诈”“元首”。1961年叶在“外蒙古案”的态度，更使蒋“深恶痛绝”。当时，蒋不但拔掉叶驻美“大使”职位，还要降调他为“行政院”顾问，以示惩罚；后经过陈诚斡旋、叶也向蒋经国求情，才考虑“内外关系”，把叶调为“政务委员”。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厌恶叶？多少是因为怀疑叶被陈诚收编。王云五亲口告诉阮毅成先生，他1959年美国之行，表面上说是考察公务员考选业务，其实是另有一秘密任务——蒋要他调查为什么罗斯福可以连任四次美国总统。蒋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云五，而不是驻美“大使”叶公超，显示蒋信不过叶公超，而最主要的是当时蒋对陈诚的信任已不如前，他怀疑叶倾向陈，所以对叶也不放心。
　　
　　因此，大仁指出，叶公超一案实牵涉“内外关系”，肇因于“内外关系”，最后处理也是考虑了“内外关系”。也就是说，在蒋的心目中，“外”是因为叶公超与美国人太近；“内”则是因为叶公超是陈诚的人。
　　
　　谈到陈诚，蒋介石与陈诚关系的变化，也是大家难以理解的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陈诚一直是蒋信赖的部属，尤其是1949年撤退台湾后，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左右手，从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直到“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声望之隆，仅次于蒋介石。当时陈诚接班的态势明显，却为什么“内阁”突然在1963年改组，陈诚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由严家淦接任？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台湾后来数十年的政治发展。
　　
　　大仁根据蒋日记以及私人管道的讯息，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认为蒋陈嫌隙的关键是1960年蒋介石欲连任第三任“总统”。陈诚“坐二却不能望一”，因失望而生怨。蒋陈也因此而有心结，双方互相猜忌，到1963年初，蒋陈关系已变质，整个1963年，蒋日记出现许多批评陈诚的文字，大多是指陈“心胸狭小”、“成见太深”、“偏激偏见”，几乎无好言，在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还做出不尊重、甚至羞辱陈的言行。所以，陈诚下台是势在必然，反而严家淦上台“纯属偶然”。
　　
　　大仁指出，蒋陈都是刚强不折的个性，本来中间有位性情圆融的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作为润滑剂，化解冲突，可是1963年张群自己也有问鼎“行政院长”之意，因此不但未能疏通两人心结，反而火上加油，最后导致陈诚愤而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不久即因病过世。
　　
　　当时有意争取“行政院长”的，除了张群，还有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和周至柔（“总统府参军长”）。三方各有利弊，蒋难以取决，但又执意要拿掉陈诚，最后跌破众人眼镜，匆匆找来政学系的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
　　
　　大仁的分析引用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而这些内情，则是当事人或参与协调折冲的王云五、陈雪屏（“行政院秘书长”）亲口所述。阮毅成先生时任“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也亲见1963年整个政局变化以及国民党高层的互动。
　　
　　大仁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研究训练，但他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一）他的分析充分证明正史不可尽信。文字记载的历史多为官样文章，免不了有所隐瞒或偏失。历史事件有其多面性，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带，治史者必须特别留意。
　　
　　（二）他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只从他们公开的、官方的言行去看，而是要观察他们私下的言行，才能碰触到他们真正的想法。参与或知道事件真相的人，经常会陷入不能讲、不愿讲或讲不清楚的困境。如何判断？如何挖掘真相？就要靠治史者的努力和能耐了。
　　
　　（三）大仁笔下的历史充分显露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以及蒋介石的领导统御模式。在每一篇文字中，蒋介石的领导模式、性格、决策的心路历程，还有国民党领导人的派系、彼此的互动、特别是他们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细腻的脉络，一一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真是一部活历史！
　　
　　杨天石教授曾戏说大仁是“二史堂”——信史加野史。事实上，正史（特别是现代史）在目前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当然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史家除非掌握各个方位，还要力求客观，否则很难窥其全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仁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他有特殊的背景和管道，复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点一滴的访查、拼凑，把一般历史学者关照不到的地方补起来，使历史的大拼图更接近真相。
　　
　　为此，我要诚挚地向大仁致敬、致贺！
　　
　　（本文作者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