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伊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力推出贾平凹的新长篇小说《带灯》，这多少有些让评论界感到意外，在《废都》之后，贾平凹出版《秦腔》，关注乡土中国的困境，小说写得回肠荡气，西北大地的苍凉，与贾平凹的孤愤之情，都让人难以释怀。仅仅过去三年，贾平凹又有60多万字的《古炉》，当人们耐心读完这部厚重之作之后，争议之声时有起伏。但欣赏这部作品的大有人在，而且评价很高。我个人认为，《古炉》在《秦腔》之后，贾平凹的创作抵达一个相当自由的境地，它在驾驭如此大的历史时，能有举重若轻之感。通过几个乡村人物的行为与命运的书写，就写出乡土中国历经这场政治浩劫的全部痛楚。乡土中国以这样盲目的方式卷入了20世纪的各项政治，现代性暴力与乡村传统暴力如此荒诞地结合，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悲剧更让人绝望呢？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特质在这样的宿命中暴露无遗。书写这样的大历史，贾平凹却能完全回到物的书写中，回到土地的质感表层，他几乎是抚摸着土地上的所有物来接近和接纳现代性的政治暴力，如此的分裂，如此的自然，如此的自在，这难道不是汉语文学书写的自由吗？确实，说《古炉》是汉语文学的卓越之作一点不为过。在《古炉》之后，贾平凹的创作如何展开？我们还能更奢望一点吗？如何推进？
　　
　　现在《带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阅读、思考——作何理解？贾平凹又一次考验文学批评的阐释能力，他总是把我们带到难题面前。今天我们来理解贾平凹这样创作历程已然漫长的作家，我们是否也有必要把他放在当代文学的难题的语境中去把握？贾平凹几乎是与新时期及其转型一起拓路的作家，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与当代现实的难题相关，如此来看，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在书写乡土中国的当代困境，既是变革的宭境，又是回到传统的困局。贾平凹大多数的长篇小说其实都隐含着这样的思想意向。也正因为此，我以为可以用这样的主题来理解《带灯》，那就是：政治伦理的困境与美学理想的终结。何以要用这样宏伟的主题来理解这个土得掉渣的西北老汉的作品呢？我以为《带灯》在贾平凹写作历程中几乎具有总结性的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居于这个漫长历程的尾部，或者说艺术更加高妙；更根本的在于它具有如此强劲的突破性的意义，然而，突破又不得，这就是对过去的终结，也是试图面向未来转折的不可能。这项关乎过去的终结的意向，其实也是要了结当代文学由来已久的宿愿。这就确实要有一个历史语境去把握这部作品包含的现实的和美学意义。
　　
　　1，萤火虫：带灯夜行而熠熠发光
　　
　　《带灯》写西北乡村一个叫做樱镇地方发生的故事，其主角带灯作为镇上的一个女干部，她为乡镇的综合治理竭尽全力，却事与愿违，终至于落下辛酸的结局。所谓“综合治理”，诸如治安冲突、突发事件、邻里纠纷、上访、计划生育……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就是这些年基层最难弄的“维稳”工作。小说开篇就是高速公路修进秦岭，要经过樱镇，引发樱镇农民群体事件，元老海带领几百人阻止开凿隧道。小说写道：“元老海带领着人围攻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呀，碾呀，有种的从身上碾过去呀？！”这开篇就写出当今乡土中国面临的现代化冲击及其农民的激烈反应。要致富，修公路，这是中国今日现代化的一项主导措施。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所有的一切都被描绘成一幅美好的蓝图，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却被遮蔽了。其实，贾平凹相当多的作品一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历经怎样的创痛？《浮躁》最早涉及这个问题，后来的《秦腔》，《古炉》其实根本上也是这个主题，《带灯》则写得更为直接尖锐。这个主题当然不是什么特别的或新鲜的主题，当代中国文学，甚至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都以不同的方式去表现这个主题。但贾平凹的表现尤其独特和有力，他是贴着乡土中国粗陋的泥地来写的，写出泥土的质地，泥土的性状，写出泥土气味。
　　
　　樱镇是个不寻常的地方，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带灯对竹子解释综治办的由来说：“人贫困了容易凶残，使强用狠，铤而走险，村寨干部又多作风霸道，中饱私囊；再加上民间积怨深厚，调解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上访自然就越来越多。既然社会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往下落灰尘，政府又极力强调社会稳定，这才有了综治办。”[2]小说中列出的“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竟然有38条之多。综治办的主要职责有四大点，年度责任目标有六大条。这里能称得上是人物的太多了：上访名人王后生，老村长元老海，元老海的族人元黑眼，另有张膏药，王随风，朱召财，孔宪仁，马副镇长，还有换布和拉布。当然还有一直未露面的省城里的元天亮。在这些人物构成的现场，我们的主人公带灯要做“综合治理”工作，她是何等的艰辛？快乐并痛着？带灯原名叫做萤，一日在到村民家里，目击给妇女做结扎，萤坐在屋后的麦草垛下，看到萤火虫明灭不已，萤火虫夜里自行带了一盏小灯，于是改名为带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贾平凹写带灯这个人物的隐情：带灯是一个夜行自带小灯的女子。
　　
　　这是怎样的夜行，这是怎样的小灯？
　　
　　贾平凹此番表现的带灯这个人物实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新人物”——不只是今天，而是自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建以来就梦想的“新人物”。她的身上汇集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元素，又打上贾平凹的印记。这二种质地如何被结合在一起，这倒是颇有挑战性的问题。
　　
　　带灯这样一个基层农村干部形象，立即就有三个特征不容回避：其一，她是具有现实化的当今农村干部形象；其二、她与贾平凹过去写的人物形象有何新的特质？其三、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当代文学的女性人物谱系中具有何种意义？这部作品如此突出这个人物，她几乎是唯一被突显出来的人物，不读透这个人物，无法理解这部作品的独特含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角是男性形象，启蒙与救亡的现实主题，都选择男性作为历史的代表。有限的女性形象，或作为陪衬，或作为被损害被压抑的承受者（直到80年代的伤痕反思文学还是如此），即使从历史中站立起来（如林道静），又承载太多的观念化意义。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男性作家摆脱政治想象，选择从文化角度去写作女性形象，中国有几个男作家擅长写女性，莫言、苏童再就是贾平凹，很显然，贾平凹擅长写女性形象，贾平凹的女性散发着西北风情，韵味隽永。带灯在贾平凹所有的女性形象中是崭新的，她从贾平凹的“文化性情”中脱颖而出，具有了政治伦理的色彩。贾平凹笔下过去的女性形象带着清俊的西北山野风情，总有一种丰绕多情与豁达坚韧，有时贤良、有时放任；有时专情，有时迷乱，总能显示出贾氏家族的独有特征——她们是一些有性情的女子。如《黑氏》中的“黑氏”，那是有一种爽朗和坚韧，对生活自有敢作敢为的承担。《五魁》中的少奶奶可以说是贾平凹前期作品中最为出色的女性形象。尽管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五魁，但柳家少奶奶的性情却是写得活脱脱的生动。这位鲜亮动人的少奶奶却有怪异体征“白虎”，最后与家里的长工五魁私奔到山野荒地，却忍受不住欲望而与狗交媾。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起用了诸多的地域文化的怪异元素，但这些“怪异”元素却是把少奶奶的性情表现得十分独异。这些女性性格元素在后来的《废都》里的唐婉儿身上再度演绎，只是风情与水性表现得过度充分，那些地域文化特征也全部转化为女人的品性韵致。这也使贾平凹的女性书写在这一谱系里登峰造极，写女性写到如此地步，也确实是贾平凹的过人之处，但也意味着跨越的困难。《秦腔》里再度出现白雪这个人物，但贾平凹已经不能放开笔墨去表现，而是借了那个痴迷少年引生的眼光去看。白雪其实在性情的流露方面是被动的和压抑的，引生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性感但却是圣洁的理想化的女性。《高兴》和《古炉》里都有女性形象，也不能说写得不精彩，那是贾平凹的笔法高妙，功力所在，随便几笔就有了不俗的形象。但对于贾平凹自己来说，那并不是放开手去写的女性形象。若无新的体验和强大的富有现实感的冲动，如何去跨越自己？带灯则是贾平凹倾尽全心去写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形象，一定是立足于他所有的过去写作的基础上，却又与时代紧迫的难题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紧迫的难题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的难题，文学如何重新把握现实难题；另一方面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代表着历史前进性的人物形象是否可能重建？也就是说，有一种与社会主义体制结合在一起的人物如何表现？他们不再是反腐倡廉的标签式的反面人物，而是代表了这个制度的正面的、前进性的具有开启未来面向的人物。贾平凹此番遭遇一个女性形象，它不仅是要重新勾联起那个断裂的激进现代性的谱系，而且要用女性形象来重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女性形象，其意义在于使历史与女性都获得新生。很显然，男权文化曾经体现的政治想象断裂之后，文学政治想象中的女性形象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形象，即使是批判性书写也始终未能清晰。21世纪初以来，有些作品开始了重新书写，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女同志》等。女性形象在这样的历史断桥边界（美学的），在现实冲突的交合点（政治伦理的）双重关系中，政治想象中的女性形象，有可能有效地缝合这样的双重矛盾。
　　
　　贾平凹就这样捡起了历史遗忘的那个谱系，即作为最后的填补，又作为自我突破的一次越界选择。
　　
　　谁能想到，擅长写作山野风情欲望如水的女性形象的西北老汉，却要写出一个带灯夜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女干部？
　　
　　带灯这个基层女干部，她可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某种召唤下来到樱镇，她还显得稚嫩，甚至有些孤傲，她还穿着高跟鞋，在贫瘠荒凉的乡镇，无疑落落寡合。但贾平凹此番并不想去表现她与环境有多么深入的冲突，甚至男女私情都不落墨。她只能在具体的基层工作中成长，磨砺自己。总之，贾平凹讲述一件件故事，一次次遭遇，她是在行动着的人。她柔弱又刚强，犹豫又执着，她能与村民打成一片，靠的是她的用心和真诚。她的综治工作如此繁杂，如此琐碎，看似无关紧要，杂乱且平常，却无比重要。今天的乡村如此不稳定——无庸讳言，其核心要害就是阻止上访发生，预防群体事件。对于乡镇工作来说，轻则丢掉樱镇的先进奖金，或者镇长升书记，副镇长扶正无望；重则一点小事可能酿就大祸。带灯看上去在不停地调解平息，但能感受到她的身边危机四伏。今天乡村中国并不平静，欲望机遇，利益争执，宗族敌视，贫困与不公是其根本问题。带灯终于面对一次大规模的恶性群体事件，她自己也因此遭遇沉重的身体创伤和精神打击。这个柔弱的小女子，如萤火虫般飞到这个小镇，她要在黑夜里给自己带来一盏灯，也想点亮一丝希望，结果她失败了，她已经气若游丝，但她的精神却是熠熠闪光，至少她曾经闪亮过，发出过正能量的光。带灯这个形象体现的，正是党的基层干部的优秀品质。这样的形象在中国激进现代性的进程中，并没有被完整塑造起来，现在贾平凹倾注笔力要创造带灯这样的人物，其积极意义当然不能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