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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中心的转换，一个重要的标志是金融中心的转移。长期以来，一个很少被问及的问题是，漫长的17世纪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随着白银源源不断地供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为什么没有出现白银的通货膨胀？为什么银圆这个“象形文字”、这个“幽灵”没有出现必然的贬值，而是“永葆青春姿色”？许多答案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清帝国几乎无止境的白银需求。正是大清庞大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对西方的贸易，维持着白银的价格稳定，阻挡了白银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这种膨胀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 而决定性的变化，却在1830年左右发生。从那个时候开始，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广州，其金融核心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广州作为金融中心的崩溃，则与公行和公行“商欠”有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说――解释鸦片战争之谜的最直接的钥匙其实并非工业革命，而是“公行”和“商欠”。
当时，随着印籍英国港脚商人大量参与对华贸易，投机商们发现，如下商品在中国有利可图：主要是棉布、棉花和鸦片，投机商便以放贷的方式，驱使广州“行商”从事此项贸易，而此举产生的结果首先是：原来已经明显过高的白银价格和利息率（当时白银的官方借贷利率约为20％）被投机生意进一步抬高――事实证明棉花在中国是可以生产的（并且，随着中国棉花通过内河便利大规模被运进广州，棉花这项投机的失败就显形了），当中国政府开始严厉查禁鸦片之后，棉花投机生意的全盘失败就注定了，从而，港脚商人的高利贷就变成“行商”的呆坏帐，于是“商欠”的形成，也就是必然的了。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理由不仅仅是维护鸦片贩子的利益，实际上，英国发动战争最为主要的理由是通过武力讨要因投机失败造成公行的“商欠”。然而，如果说前者在道义上不是理由，那么后者即使在商业信用上也更加不成理由。因为从历史上看，清朝政府每一次对待“商欠”的办法，都是由公行例银分摊，乃至国家动用白银储备周转赔偿，以照顾外商的利益（梁廷丹；南开大学历史系）。大清这么做的原因，既是出自“怀柔”的传统，而客观上起到的却更是维护贸易和维护白银价值的作用。但是这一次，鸦片战争却使得这一切全都突然改变了：侵略战争不但瓦解了中国国内市场和经济结构，战火更摧毁了广州的金融中心地位，这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经济消化、吸收白银的能力，而由此开始的大规模的中国赔款，则造成大量白银从中国外流。 随着鸦片战争，世界金融体系稳定的态势终于不得不急转直下了：当中国丧失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之后，防止世界货币市场通货膨胀的最后一个消火栓就被拔掉了。世界货币市场上白银的价格应声而跌，“自1875年起，银价已是如此之低，致使它不断接近它的铸币价格，最后在1878年达到了这个水平”(Rudolf•Hiferding，1968)。
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世界货币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白银已经不能继续担当世界主要货币的角色。1500年以降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由危机走向崩溃，因为这个体系的运转，一开始就是依靠美洲银圆几乎源源不断的供给，依靠中国看起来是源源不断的白银需求来平衡着的――但现在这个条件不具备了，世界经济的“白银时代”走向终结。
因此从根本上说，鸦片战争标志着世界体系扩展的一个周期的终结。而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工业革命、甚至不是简单的鸦片贸易，而是一场导致金融（白银）危机的野蛮战争，最终摧毁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而如果清中国经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贬损为一个“顽固堡垒”，那它其实就是守护这个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安全的最后一个堡垒。 世界体系这一周期的变迁使得我们认识到如下问题：
一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支配世界经济周期性运动的，是生产力或者新技术革命的惟一动力，比如英国工业革命。因为在此周期中，工业革命及其产品不但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小，乃至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瓦解重组的革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按照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3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使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的国内产值，也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经济要小得多）。而且事实上是：美洲资源和印度殖民地经济，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源替代的物质基础，而中国庞大的白银需求，则平衡了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从这种贸易中，英国获得的利益远不仅仅是茶叶，而是积累了工业革命必须的资本。
因此，我们实际上应该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而不能反过来说――所谓“先进生产力”（英国工业革命）是决定这个世界经济的基础。
二是历史反复证明，工业革命作为生产方式要想支配世界经济，那它就必须成为一个霸权，进一步说，它就必须粉碎、废除原有的世界体系，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将其踩在脚下、彻底改造它，而要做到这个，单靠“经济”和“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成为霸权，首先就必须破坏，即破坏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两只拳头：一个拳头是通过制造金融危机，摧毁原有的国际货币流通体系，第二拳头就是通过战争，迫使世界承认自己制订的规则。这两只拳头上写的统统都是“霸权政治”，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市场和工业、交换和生产）。
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被改造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更由于“康德拉捷夫周期”也好像总是向我们显示着：每一次世界经济的周期性，都是由新的技术和生产力出现所支配的，例如19世纪是蒸气机、铁路，钢和化学，而20世纪则是汽车、电子信息产业等等，因此，在观察历史时，人们当然就总是会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在展望21世纪未来时，人们也总是会欢呼：中国和亚洲（特别是印度）已经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必去区别和质疑：发生或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一回事，迫使全世界接受它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以粉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瓦解世界货币体系为代价（即最广义上的马克思所谓“危机”），来确立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技术标准的霸权，那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如果没有一个隐蔽的拳头，市场这只隐蔽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这正像如果没有F-15战斗机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麦道公司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隐蔽的拳头，就是美国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而这也就是说：为新的技术和生产标准扫清道路的，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不是伪装成“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生产标准自身，而是掌握货币资本和军事霸权的能力。
这就是正如阿瑞吉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性，一般表现为新的世界军事霸权的兴起和世界金融制度的调整，而并非是简单的生产力和技术革命。而在1840年以降，主要意味着银本位制度的逐步废除，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的最终确立。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准备从两个方面，去再次解释一个被重复了无数次的老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以1840年为标志的所谓中国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重新解释这一历史，对于今天理解“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构成”究竟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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