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文反映在洛宁县盛德国际小区打工的农民工为讨要拖欠的工资，在范仲淹墓前跪拜，祈求范公显灵。针对此事，洛宁县给本网发来情况说明，做出回应。（大河网，6月14日）
　　
　　一伙农民工跪在范仲淹塑像前，塑像前的白色横幅上写有“求范公显灵让洛宁还民工血汗钱”的字样。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并做出积极反应：县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承诺将尽快妥善解决农民工讨薪难题。应该说，在媒体舆论监督的推动下，当地政府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虽然农民工讨薪的最后结果尚未可知，但既然县政府牵头相关部门介入，相信这次农民工“跪拜范仲淹”讨薪事件应该有一个好的结局。
　　
　　其实，农民工用类似“新奇”的方式讨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曾几何时，跳楼讨薪、裸体讨薪、微博讨薪甚至央求总理讨薪，都曾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但是，农民工利用“新奇”的方式讨薪维权，虽然能够增加维权成功的可能性，却也伴随着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更暴露了无奈之举背后的辛酸。
　　
　　农民工讨薪“奇招迭出”，其实反映了当前农民工维权的困境。城乡二元化的体制桎梏，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履行了相关义务，但却无法享受相应的合法权益。农民工，说白了就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虽然干的是正式工人的活儿，却享受不到正式工人应得的待遇。平心而论，当前社会中公众用于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可谓不多，但问题是很多渠道都患了不同程度的“梗阻”，即便是一般市民通过正常的渠道维权都存在不少困难，更别说沦为“劣等公民”的农民工了。再说了，若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就能够讨得薪资、维护权益，谁愿意去寻求那些“新奇”的方式来维权呢？裸体讨薪、跳楼讨薪，不仅仅把人格尊严抛到地上任人践踏，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具有国情特色的二元化体制，使得有身份证却无身份的农民工在工作中遭遇各种“权益短板”，从事的工作“脏乱差”，且劳动所得无保障，这些现状确实与追求城乡一体化的和谐氛围格格不入。讨薪困难、工伤无保险、工作环境差等等，再加上农民工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极度匮缺，这些不利条件共同造成了农民工的维权困境。笔者的哥哥也是农民工，曾向笔者透露过外出打工时遭遇的种种“屈辱”，除了无法维护各项权益之外，更要忍受当地市民的歧视和白眼。种种情形，相信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都经历过。说到底，有关部门的作为不力甚至不作为，是导致农民工维权困境的主要原因。这样看来，农民工求助于“非正常方式”维权以期引起社会关注，无奈背后更透露着对有关部门不作为的辛辣嘲讽。
　　
　　有段时间，曾有提议称要取消“农民工”称谓，并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笔者认为，相对于取消名义上的“农民工”称谓，倒不如切实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帮助来得实在。反过来讲，即便取消了“农民工”称谓，甚至给农民工冠上各种富丽堂皇的称谓，只要无法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他们仍旧会遭遇权益困境，并继续在“劣等公民”的弱势环境里挣扎。缓解农民工的维权困境，只靠那些“非正常”的途径不是长久之计，切实建立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维权机制才是根本之策，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社会组织要切实负起责任。拿讨薪难这件事来说，社会保障、劳动监察等与农民工务工相关的监管部门和工会组织，都应该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神”，在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犯时能够站出来为他们撑腰，这是相关部门的责任所在，更是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农民工讨薪要“跪求范仲淹显灵”，或许还有着“借古讽今”的韵味，但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有关部门不作为的不满情绪的宣泄。有关部门当以此为戒，从民众的社会行为中解读民众的吁求和呐喊，认真回应群众的新期待新需求，切实把维护公共利益落在脚踏实地的工作当中，这也是人民把权力委托给公共部门的初衷。维护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文明程度。在当前情况下，强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机制，补足他们的“权益短板”，帮助他们走出维权困境，不仅考验着政府部门的宗旨意识和从政智慧，更考验着公共部门的公信力。（文/凌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