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将有699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创历史新高，但北京、上海毕业生签约率不足三成，广东不足五成。面对此现实，不少网民惊呼大学毕业生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年”。新华社一篇文章将此归咎于“就业歧视”，还有人认为是扩招惹的祸，当然，更多人认为是中国的高校教育“文不对题”，培养的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
　　
　　699万高校毕业生是多还是少？从绝对数来看，有点多。但从新增就业人员的总数来看，远不如2012年，甚至只有2012年的一半。因为2012年在有680万高校毕业生的基础上，劳动年龄人口（男15-59，女15-49）比2011年增加了147万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而2013年比2012年减少255万人，相当于为2013年减少了255万求职者。两者相抵，2013年的新增求职人数只有444万人，而2012年为827万人。同期，2012年京沪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均超四成。
　　
　　既然今年的就业压力不如去年，为何成了“史上最难就业年”？这是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累积的必然结果。持续十年的投资拉动模式一直不能降温，一季度GDP增长7.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0.9%，投向房地产的就占23%，最终在2013年迎来了“无就业增长”。上个月，新华社报道了浙江制造业在产销量、营业收入有所回升的情况下，企业在岗职工数却不增反降。
　　
　　“无就业增长”通常伴随财富进一步向资本、土地拥有者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从房地产投资中可以得到印证。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14家上市银行2012年净利润占2318家上市公司全部净利润的53.23%。拥有资本和资源才能实现增长，而无需对等吸收劳动力，促使更多企业放弃招工，奔向投资，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
　　
　　故，“史上最难就业年”产生的原因不在扩招，因为不读大学也得就业；更不在就业歧视，因为只有进体制内才需找关系，这些就业者毕竟占少数。
　　
　　一方面是高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没有合格的人才可用。我有一个朋友，两年前办了一家早教中心，是培养孩子动手能力和科学思维的西式教育，完全没有应试教育的压力，颇受父母和孩子欢迎。但在招工上遇到难题，尽管中心的岗位不受文理科限制，也并非一定要幼教专业，只需良好的沟通和亲和力，但两年来至少试用了20个老师，最终才有5、6人是合格的。这些不合格的80后90后大学生都有一个通病，自我，对规则的遵守意识很弱，不能在新的环境下对自己有一些适应性改变。
　　
　　每个人的一生，至少会接受三种教育：一种来自父母，一种来自学校，另一种来自社会。我们的第一种教育在第二种教育的影响下，被迫作出让步，而第二种教育与第三种教育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中国的学生走上社会几乎都需要“重新做人”。
　　
　　即使学校培养出了人才，如果社会没有就业岗位，依然会出现就业难，所以，“史上最难就业年”形成的最重要原因是经济体制僵化。如上文所言，改革开放30多年，走上了一条依靠资本和资源掠夺式发展道路，看得见的手无所不在，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权力伸手。虽然每一届新领导班子上台都会取消和下放一些行政审批项目，但投资环境没有因取消审批变得宽松，因为整个经济领域不是依法运行，而是依文件和会议运行。
　　
　　还以我那个朋友的早教中心为例，虽然做的是跟孩子有关的事业，但却拿不到当地工商部门许可的教育资质，因为被政府严格管制。只要跟教育沾边，有人就紧张，不知政府对这种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教育紧张什么？他们只好以销售儿童玩具的方式做体验式营销，这也算是“中国式”创新了。
　　
　　中国企业经理人的创新就用在了这些地方，最能吸纳就业人员的服务业不发达，跟权力管制不无关系。社会需求总是领先于经济制度，依文件运行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没有创新和创业的自由，也就不可能最终走出“无就业增长”的陷阱。
　　
　　习近平14日在考察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和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时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世界性难题，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没有一定增长不足以支撑就业，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把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把就业蛋糕做大。
　　
　　靠做大蛋糕解决就业的思路只对了一半，另一半应是放手让民间做蛋糕，后者比前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