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成为无人可挑战的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的内部持续着越来越严重的文明危机：民族的核心价值迷失、社会的伦理秩序混乱、政治制度面临合法性的挑战、政府的权威与信用失落、法治形同虚设……文明的危机与国家的富强形成了颇具讽刺性的反差和对比，令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都意味着至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是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所交出的成绩单，而且还是一位严重偏科的模范生。

　　面对中国这一现实，中国思想界内部有绝然不同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普世价值”论，另一种是“中国模式”论。在普世价值论者看来，这个世界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西方所示范的、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所证明是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今日的问题就在于学西方学得不够，只是一场洋务运动的改革，需要在普世价值和政治制度上全盘西化。而与此对立的“中国模式”论者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不必模仿西方，中国可以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有自己的文明价值，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崛起将为全球不发达国家提供示范，即使抛弃西方的文明，也同样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

　　于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面对当今世界的现代文明，中国究竟要当主流文明的对抗者还是追随者？抑或还有第三条道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将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指出：“文化和文明构成两极：文化一词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与此相对的文明一词代表可传播性、客观性、普遍性”。以欧洲为例，欧洲文化与欧洲文明是不同的，“欧洲文化以犹太教--基督教—希腊--罗马为自己的独特底蕴，而欧洲文明则以人本主义、科学技术为特点散布到欧洲之后，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也就是说，文明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是一套普世化的价值观念；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普世价值”论和“中国模式”论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一场普世的文明与特殊的文化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多次，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德国和土耳其，一个是要用德意志的特殊文化抵抗英法的普世文明，另一个是要用欧洲的普世文明代替土耳其的特殊文化。然而，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19世纪初英法思想传播到德国时，德国的知识精英们用德国的文化去抵抗英法的文明。伊格尔斯指出：“在德国的Kultur（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间展开的文化战争――那是德国精英们借以确立他们对于德国民众的统治权的一套意识形态――中，德国‘1914年观念’与法国‘1789年观念’迥然有异”。这个“1914年观念”就是抵抗英法普世文明的德意志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从俾斯麦到希特勒，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赶超英法的道路，都是按照这一用德意志的独特性对抗英法的普世文明道路设计和实行的，他们在国家富强层面比英国还要英国、比法国还要法国，不到一个世纪，就从四分五裂的、落后的封建割据状态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称霸欧洲的德意志帝国。然而，德国所追求的那条与欧洲主流文明对着干的独特道路是一条走向战争、无法持续的死路。二战之后，德国人痛定思痛，整个民族决意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在当今欧洲经济一片低迷萧条之际，德国一枝独秀，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所在。

　　德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绝对不是正道，一定是自我毁灭的邪路。那些“中国模式”论者如果仅仅愿意在富强上模仿西方，而在文明的价值和建制上固守自己“独特”的文化，即使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那也只是普世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与东方权威主义传统的奇怪结合。这是一种新的中华文明2.0版呢，还是又一次昙花一现的蒙元帝国，只有物质的征服力，而缺乏精神创造的新文明？在13-14世纪的时候，蒙古人的铁骑不仅征服大江南北，而且横扫中亚东欧，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然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独有武功，唯缺文明，而没有精神魅力和先进制度所支撑的帝国是支撑不了多久的，不到一百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便分崩离析，走向灭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这个世界精神，就是主流的现代文明。中国要追求的不是与世界精神对抗的独特模式，恰恰是符合主流文明、又能将之发扬光大、推向新的精神高峰的普世道路。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而是黑格尔所说的有着轴心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民族，这样的民族对世界精神应有担当，其所作所为都要在普世文明的视野中加以衡量。

　　那么，像“普世价值”论者那样，死心塌地学西方，将中国变成一个完全欧化的国家行不行？在这方面，土耳其是与德国相反的、用文明代替文化的另外一个例子。德国相反的是近代土耳其的道路。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20世纪初发生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条全盘欧化的道路。不仅实现政教分离，而且彻底世俗化，原来的主流宗教穆斯林被驱逐出所有的公共空间，只能作为个人的信仰而存在。这条用文明代替文化的道路走了差不多100年。土耳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再也无法恢复奥斯曼帝国当年的雄风，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成为了一个被撕裂、无所适从的国家——上层是类似西欧那样的现代文明的制度，而底层依然是无法战胜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这两者之间是断裂的。也就是说，文明一直战胜不了文化，反而造成了国家的撕裂。

　　进入21世纪之后，土耳其开始试图走出这一近代的困境，执政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尝试如何将普世的现代文明与土耳其特殊的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明内在地结合起来，虽然继续保持政教分离的近代传统，但伊斯兰教重新回到社会的中心，不仅是拯救个人灵魂的“心性宗教”，而且也是整合社会伦理和人心的“秩序宗教”。在这一过程当中，奥斯曼帝国末年的思想家格卡尔普又被重新提及。格卡尔普所思考的，是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土耳其如何一方面接受现代文明，一方面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在他看来，当现代性文明到来的时候，原来的伊斯兰文明便后退一步，变为特殊的民族文化，但普世的文明无法替代和取消特殊的民族文化，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自我认同、保持自己文化特殊性之所在。普世的文明构成了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而特殊的文化则是民族共同的伦理、宗教和心灵认同。今天的土耳其所实践的正是格卡尔普当年的思路，整个国家显示出一种既与主流文明接轨、自身的文化传统又充满活力的新气象。

　　从德国和土耳其的历史之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用文化抵抗文明、还是用文明代替文化，都不是民族复兴的正道，中国应该走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道，既不当世界主流文明的对抗者，也不仅仅是它的追随者，而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的发展者，顺应世界大势，同时借助自身的文化传统，对普世文明的发展与提升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返世界民族的行列，首先要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在文明的价值和体制的建构上驶向出历史的三峡。

　　三，通三统、公民宗教与宪法爱国主义

　　文明的重建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它不得不面对和尊重中国土地上各种已有的文化传统，虽然有些是曾经辉煌过的废墟，有些是尚待发掘的金矿，有些是期待复活的远古传奇。当今中国存在着三种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五四以来以启蒙为标志的现代性文明传统和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传统。儒家文明到了20世纪初因失去了其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而解体，只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文明一百年来历经波折，到今天实现了一半，有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秩序，尚未抵达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而历史同样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在毛泽东时代走过一段历史的弯路，但其反对资本霸权、追求平等的理念依然在中国有广泛的心理土壤和社会动员能力。对这三种既存的文化传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新老左派和儒家保守主义有着相当冲突的态度和立场，但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它这三种传统都在那里，容不得挑肥拣瘦，不得不面对和正视它们。

　　甘阳最早提出“通三统”，要将启蒙传统、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统合起来，成为未来的中国新文明。“通三统”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与一神教的西方文明不同，它是多神教的，一神教追求一统，多神教要的是和谐，中华文明以多元一体的方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心灵秩序上，上层的宗教是儒道佛并存，彼此之间相安无事，而底层的民间信仰乃是儒道佛合一，孔子、老子与佛祖共拜。在政治秩序上，乃是霸王道杂之，儒家为普世王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有为的法家和无为的黄老之学则交替作为统治的治理术。不过，无论心灵秩序还是政治秩序，儒家都居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它不像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这样排斥异端的一神教，儒家并不排除其它的神祗，只是将各种外来宗教和民间信仰世俗化，将儒家的一套价值伦理观渗透到异教之中。在政治秩序上亦是如此，福山认为，中国最早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拥有一统的中央王权、官僚管理制度和科举选拔精英制度。这一理性化的国家能力，便是儒家与法家共同开发的。李零说过：“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历史上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多个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国家，多种宗教。这意味着，“通三统”是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之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