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以来，涉及65平方公里、94个自然村、3万多人的广州增城挂绿湖水利工程拆迁工作进展非常迅速。而部分拆迁户反映，政府用亲情逼迁，他们最终签了拆迁协议。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增城市政府多个文件要求有关公职人员参与征拆工作。对于部分公职人员表现不积极，感到很大压力，《增城日报》曾刊发相关报道回应称“这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南方都市报》9月3日）

　　自打战国时代商鞅发明“连坐法”以来，“株连”作为历代统治者管控社会的一种御民方略，绵延两千余年阴魂不散，其罪恶可谓罄竹难书。时至今日，“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于成文法典中已然难觅踪影，然而株连思维依然变相存在于某些社会管理领域，“亲情逼迁”即为其中之一。

　　不独广州增城，“亲情逼迁”在其他一些城市也出现过。此种拆迁行为的特点是，举凡迁拆对象的七大姑、八大姨，均有义务帮助政府完成拆迁工作，尤其是公职人员，如公务员、教师等，更是必须一马当先，全力劝说亲属签订拆迁协议，如若不然，轻则被扣发工资，重则停薪、停职。本属政府与被拆迁户“一对一”的利益博弈，就此演变为“全民战争”，其“株连”范围甚至波及退休人员——增城拆迁攻防战中，一位68岁的退休教师为了保住退休工资，不得不天天到弟弟家“做思想工作”。

　　“亲情逼迁”的威力在于，它准确找到并击中了拆迁对象的“弱点”。对迁拆对象而言，“抗拆”不单单是“对抗政府”，而且是“自绝于九族”。人不仅是经济动物，同时也是感情动物，为避免落下“见利忘义”的骂名，面临“众叛亲离”的后果，一些拆迁对象在“亲情攻势”下纷纷签订城下之盟，所谓“拆迁工作进展非常迅速”即由此而来。

　　大多数公职人员的履职行为与拆迁工作本不相干，所谓“表现不积极就是思想落后”纯属无稽之谈。广州增城这个名为“挂绿湖水利工程”的项目纵然如官方所言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工程”，但拆迁工作如何依法有序展开，也只是政府与拆迁对象之间的事情，公职人员没有劝说亲属搬迁的义务，政府更不能以下岗、停薪为要挟强令公职人员进行“亲情逼迁”。进而言之，公职人员的工资（包括退休工资）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私有财产，凭什么说停发就停发？

　　“亲情逼迁”从表面上看不是发生在政府与拆迁对象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它本质上依然一种野蛮拆迁，是一种诉诸“亲情”的软暴力。这种借助公职人员从中游说的“迂回强迁”，是对官民互信和社会亲情伦理的双重撕裂：被迁拆户若认为自身利益受损，断不至于因为迁拆是“碍于亲情”而平息内心对政府的愤懑，而这一过程中被撕开的亲情裂痕更是长时间难以愈合。

　　必须承认，随着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城乡拆迁工作已逐渐走上法治轨道，类似于停水断电、放狗放蛇、半夜偷袭这样一些下三滥的强拆招数已经很少见，然而某些地方政府在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驱使下，依然存在强拆冲动，依然没有坐下来与拆迁对象平等对话的耐心，总想变着法儿尽快“摆平”一切麻烦。近年来被一些城市所成功运用的“亲情逼迁”，就是一种意图规避法律风险的、变相的强拆伎俩，需要引起足够警惕。

　　此外，“亲情逼迁”在现实中屡试不爽，很值得深刻反思。公务员、教师等公职人员对上司的违法指令只能乖乖就范，毫无还手之力，其根源在于，本该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却异化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事关基层公职人员安身立命之本的职务、职称、岗位、工资等，其生杀予夺皆系于权力掌控者之手，其结果只能是下级唯上级马首是瞻。权力扭曲导致人性扭曲、亲情扭曲，这种非正常的职场生态比强拆掉几栋房子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