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又要迎来诺贝尔文学奖究竟给谁的季节，此间，英国着名的博彩公司Ladbrokes率先公布了预想获奖者的倍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独占鳌头，再次成为人们的热议对象。回想起来，2012年当中国国籍的作家莫言首次荣获这一奖项时，不少评论认为这是战胜了村上春树的结果，当然，也有很多评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文学是跨越国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可比性是不存在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一向只颁发给个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或者民族。

　　莫言作为中国的作家摘取了诺奖桂冠，为中国文学之于世界上的旗帜高举了一把，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仅从日本的图书市场所见，除莫言小说之外，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群也被摆到了海外文学架上的明显地位。余华、苏童、李锐、阎连科、贾平凹、王安忆、铁凝等人的长篇小说均有出售。其实，这些小说的日文版是过去10年，甚至是近20年前的译作，专此由于搭上了莫言获奖的快车，一时间突现于日本各大书店，貌似显现了中国文学的繁华，这当然也是令人鼓舞的事情。

　　不过，随着2012年诺奖应时效果的时间推移，日本书店也恢复了原状，海外文学架上的中国文学仍然属于少数派，相比于欧美小说来说，几乎很难找到书的平摆位置，最多是竖插到书架的深处，稀稀拉拉的，好像已经被谁无视了其存在的感觉。中国文学需要走出去，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与世界同步的一个标志，但上述的场面却是再现实不过的了。

　　中国文学在外国书店遭冷遇，这不仅仅限于日本，包括欧美在内，至少从我见过的场面来说，几乎是一个模样，没有任何悬念可谈。日本是中国的邻邦，单从当代文学之于世界走向而言，其实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文学的“世界走向”，是指自国之外的读者究竟能拥有多少？文学作品得以海外扩散的状况究竟如何？换句话说，多语种的阅读与多国家的出版是一部文学作品被指定为“世界走向”的最重要的参数，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之所以成为世界作家的重要依据。

　　川端康成是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日本作家，获奖后，他对前来采访的众多记者说：“我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家的辛劳，让世界了解了日本的文学，当然，如果谁都能用日语阅读就好了，但我不敢有这个奢望，还是靠翻译吧。”

　　川端康成的小说始终贯穿了日式的情调，无论是景物与人物的描写，还是官能的刻画，随处可见“不到日本就找不到”的感觉。当时的日本文坛认为川端文学把“日式美”推向了极致的深渊，已完全遮蔽了世界读者对“日式美”的好奇与探求，因为川端康成是经典，就像一座高高的山峰屹立在日本文学之林一样。换句话说，类似川端康成《雪国》、《古都》等“日式美”的题材在诺贝尔文学奖“零突破”之后，也许该告一个段落了，挖掘其他小说题材才是日本文学持续走出去的另一重要的可能。因为从文学的“世界走向”反观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时，作家本身的着眼点往往会吸引大量目光。

　　同样出自日本，另一位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与底蕴。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获诺奖的。与川端康成获诺奖相距了26年，单从获奖讲演的题目观察，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对抗意识。川端康成讲的是《美丽的日本的我》，而大江健三郎则是《暧昧的日本的我》，标题所采用的体例完全是一个模样。与川端文学相比，大江文学的起源除了他少年时代在山村里度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上了大学专攻法国文学后所受到的影响。如果说川端文学植根于纯日本风土之中的话，大江文学则从青年时代起就意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存在。 2002年冬天，我有幸陪同大江健三郎寻访莫言的山东老家，他告诉我第一次阅读莫言的小说是用英文读的《秋水》，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后来，我还直接问过他关于《暧昧的日本的我》的讲演，他当即回答：“文学来源于对立。”

　　现在想起来，同样从一个国家走出去的世界作家，原来是属于一个对立圈子，听上去，其实挺文学的感觉。大江健三郎获诺奖已过了近20年，近年来村上春树夺奖的呼声不断高涨，有望成为日本第三位诺奖作家。当然，这一呼声是否能成真，并不是博彩公司说了算。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村上春树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作家，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从美国小说翻译起家，并受其生活方式的熏陶，而率先进入了全球视野的小说写作，至今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欲望。

　　中国国籍的作家莫言实现了诺奖“零突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举起了一把鲜明的旗帜。不过，这一情景也许跟当年川端康成作为日本作家第一次获诺奖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日本文坛最热衷于如何能让日本文学持续“走出去”，而这一概念远远大于了对川端文学的褒贬。眼下，纵观莫言获诺奖后的国内反应，不少口水仗尚未脱离对莫言作品的八卦以及个人的争议，而很少从战略上考虑中国文学如何持续“走出去”的问题。我建议从日本借镜，从文学与诺奖的关系上评估，看下中国文学今后的世界走向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