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但如同恩格尔定律所揭示的那样——食品消费占到总消费的比重，可以表征一个家庭、地区或国家的富裕程度，却不可能通过饥饿减肥减少食品消费来致富——因此，带薪休假可以表征社会进步，却不可能通过所谓“强制落实带薪休假”来与“社会进步”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落实带薪休假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第二，人均GDP却非常靠后，而带薪休假无疑大幅增大了社会的总成本，严重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必然“欲速则不达”。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富裕起来的民众，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向往，出游需求越来越旺盛，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异地就业日益普遍，探亲出行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出游、出行的需求目前遭遇了长假短缺的瓶颈。

　　国民对于长假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必须得到有效的释放，这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带薪休假能够逐步落到实处固然是好，但在带薪休假尚未基本落实、且已明确七年之内无法“基本落实”的情况下，面对现实，切实缓解长假需求与长假短缺的尖锐冲突，增设一个或两个黄金周长假则不仅必要，甚至可谓当务之急，即使到了2020年真的基本落实了带薪休假再来取消黄金周也无不可。

　　假日极限的担忧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一定存在假日总量的极限，但这个极限在哪里？ 可以说，现有的科学手段，根本无法测定这个极限在哪里。

　　在2007年以黄金周存废为核心的法定假日调整之争中，参与讨论的许多专家都不假思索地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全年休假日达到了114天，已经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承受的极限。近年也有专家一再宣称，增加法定假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吻合，超越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承受的极限。

　　而这个前提，就如同公理一样无需证明？如果真是一个极限，应该是在相关研究和论证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事实上，1993年实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实施周五工作制、1999年增加3天法定假日、2008年增加1个法定假日，都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或者说，因为其无比复杂的程度，现有科学手段无法加以测定。如果不加以研究与论证，专家就以此为据、政府就因此决策，无疑是极不严肃、极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研究与论证，或无法进行测定，就断然否定再增加法定假日的可能性，更是极不严肃、极不科学的。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假日总量极限的数字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伪科学。

　　还有专家称，“假日总量必须与GDP挂钩”。这其实是无比正确的废话！怎么挂钩才是关键！而这偏偏又是目前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10，莫非我们的假日总量也只能是美国的1/10？农村居民的人均GDP远低于城市居民，但农民的休息日却远多于市民。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20年来，假日的巨量增加（共计增加了56个，仅1993年-1995年就增加了52个），不但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停滞和阻碍，相反是持续高速增长。如果不能证明115天就是一个极限，或者超过115天、增加两天或五天就一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在保留十一黄金周的情况下，直接增加2-5个法定假日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国法定假日总量的空间应该不是专家想象的那么小。GDP即使因此减少0.5—1个百分点，换来是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经济运行的更加优化，难道不值得吗？

　　朝令夕改的顾虑

　　蔡继明多次对媒体记者表示：“黄金周没意义，假日制度改革不能走回头路。”“我们还是有一个信念，假日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不能走回头路的，如果我们遇到了一点困难，比如带薪休假制度的推行还不尽如人意，就干脆打退堂鼓，回到老路，那么我们整个改革都要走回头路。”

　　2009年两会期间，他宣称，恢复黄金周对国家法律的威严不利，“国家脸面没有了，去年颁布的法规，今年废止了，正是‘朝令夕改’，国家的尊严就丧失了，所以不可能马上恢复。”这些年来，“朝令夕改”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事实上，这也很可能成为高层重新决策的一个心理障碍。

　　夏时制（Daylight Saving Time：DST），又称“日光节约时制”和“夏令时间”，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夏令时间”。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各个采纳夏时制的国家具体规定不同。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

　　1986年至1991年，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实行了六年夏令时，每年从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2时整（北京时间）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除1986年因是实行夏令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规定的时段施行。夏令时实施期间，将时间调快一小时。1992年4月5日后不再实行。

　　夏时制的取消，怎么没有人说“朝令夕改”呢？黄金周制度与夏时制一样，只是一种行政安排或行政规定，并不是必须力求稳定性的法律，因此，从善如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从2008年至今，废除五一黄金周已经6个年头了，我国的一个5年计划都结束了，美国总统都一届半了，知道什么叫与时俱进吗？难道我们还需要刻舟求剑吗？

　　旅游，已经成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典型的幸福导向型产业。在习总书记大力提倡走群众路线的当下，善于发现主流民意、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从善如流而非刻舟求剑的政府，必然像尊重春节这样的传统精神价值需求那样，尊重民众对旅游的现代精神需求，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既然带薪休假是社会各界针对黄金周的弊端众口一词共同开出的药方，那么理论上讲，如果带薪休假不能落实或落实不到位，就还需要黄金周；如果带薪休假落实了，黄金周依然拥挤不堪，就说明带薪休假这个药方不灵验；如果带薪休假这个药方灵验了，消费需求分散释放了，黄金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拥堵了；如果不拥堵了，只是少量增加社会总成本的黄金周还有什么必要取消？黄金周和带薪休假并行不悖，集中与分散结合，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对于人类休闲模式的一种创造。

　　作者简介：刘思敏，着名旅游专家、社会学者，假日改革黄金周存废之争“挺黄派”代表人物。现任中国旅游报经济编辑部主任、高级记者；社会学博士；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原创“奇石画布”旅游资源评价理论、观光旅游“照相指数”理论、“旅游恩格尔系数”理论和“移动社会”理论；提出“天津中央商旅休闲区”、“德天国际瀑布城”、海南“东亚地中海”等战略构想，“摈弃创汇导向，树立旅游业科学发展观”、“走出‘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的误区”、“西湖免费模式的实质及其可复制性分析”、“景区门票涨价问题的现实解决之道”、“中国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理念革命及其路径选择”、“凤凰变乌鸡之忧”等具有前瞻性、批判性、深刻性的论点在业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在《北京社会科学》、《旅游学刊》、《社会科学家》、《城市问题》等核心期刊及中国社科院《旅游绿皮书》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频繁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卫视、北京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环球时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东方早报等主流媒体专访，对旅游热点、难点问题发表评论，被誉为“旅游界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