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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救灾者生存质量低 两年后患病率达到64%

时间:2014-05-15 16:39来源: 作者:重庆青年报供稿 点击:
六年前,汶川诞生出了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救援行动,20万救援者在汶川书写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汶川灾难让中国空前凝聚,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逝者安息,生者缅怀。缅怀的亲人们、志愿者心理烙下的痕迹,就值得补偿、关怀。这种补偿背后体现的是对历史的

“没有哪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汶川的成长正是印证了恩格斯的这句名言。

六年前,汶川诞生出了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救援行动,20万救援者在汶川书写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汶川灾难让中国空前凝聚,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逝者安息,生者缅怀。缅怀的亲人们、志愿者心理烙下的痕迹,就值得补偿、关怀。这种补偿背后体现的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整个民族文明进程的推动。

汶川六年,灾难、伤痛已成为历史注脚,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新时代的开始。

六年后的汶川,新生命诞生,新城镇落成,家园重建背后,心灵重建先行。

家兴则国兴,六年后的汶川,废墟之上,新的家园拔地而起。汶川的发展是一场举全国之力重建的史诗。

这六年里,依然有无数专家、学者以及千万普通人,为灾难过后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灾难如同一次洗礼,让汶川新一代一夜长大,诠释责任、懂得乐观、勇于奉献。

六年,汶川洗涤出的人、家园与社会形态的“重塑”,将会昭示中国未来,念念不忘,生生不息。

六年祭奠之际,重庆青年报记者从浩如烟海的重建研究成果当中,甄选了心理重建、社会重建两个片段,试图知微见著,解读灾后重建这首史诗的一个章节。

缅怀逝者,致敬重建参与者,镜鉴仍未画上句点的震区重建规划。

自2013年开始,教育部启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目标受众集中于震后参与救灾的医护人员与军人。

目前完成调研的区域显性结果显示,大震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普遍存在,震后的医护人员、军人生存质量低,其中,医务人员两年后的患病率达到64%。

此项目国内的追踪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研究所。

这一研究成果的突破,将会敲开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普遍性心理疾病有效、短期治疗的大门。

震后反思“仁者无畏”

“从2008年以后,怕别人碰我的右脚。”参与汶川地震救灾的杜润秋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

生活在广东东莞的杜润秋是2008年5月14日到达绵阳北川县安昌镇参与救灾的,他在那里整整待了48天。

在安昌镇,杜润秋组织了一个规模为30人的“医疗救援队”,徒手挖出了多名幸存者,随后又在安县黄土镇建立了一个可以安置1000多名灾民的安置点,开始照顾起灾民们的生活。医疗队的队友们都称呼杜润秋为“老大”。

“你不给我电话,我几乎都要忘记今天是5·12六周年了,以前一、二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还会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情况,现在没有了。”电话那头,能听出他对这个话题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我在北川右脚被钢筋戳穿后受伤,多亏云南救援队,我的脚才保住。到现在,谁无意间碰到我的右脚,我都能跳起来。”杜润秋说。

2008年9月,杜润秋被四川省绵阳市推荐为“十大抗震救灾杰出志愿者”候选人。

“央视《焦点访谈》、《南方日报》、《新快报》等媒体都报道过我的事迹,也幸亏是这些报道,回东莞后,单位的同事才相信我去了北川。”

回到东莞,杜润秋所在的工作地中堂潢涌中学以错过报到时间为名,辞退了他。在问及杜润秋当时是什么感觉时,杜润秋并没有用表达心情的口气,而是说起了他接下来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不工作了,我就开始没日没夜地看书,每天六点起床,做完晨练就开始看。有时候中午也不吃饭。开始不见外人,每天就是面对书本。”

“我前几年共买了差不多1万多元的书,什么书都看,东西方哲学史、历史学、《周易》、四书五经,尤其喜欢看宗教类的书籍。”杜润秋说。

“去年下半年,我又来政府的宣传部门工作了,之前看书是觉得一直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看这些书,我逐渐想通了,也更坦然了,明白了什么是‘仁者无畏’。”

“创伤后”医务工作者生存质量低

像杜润秋这样的案例,并不是个例。“这是基于量化样本调研得出的结论,具统计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研究所的林丹华教授告诉记者。

世界上,每发生一次大地震,会伴随着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简称PTSD)这种心理现象的大批出现。

PTSD主要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的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主要包括闯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和警觉增高症状三个维度。创伤后所带来的积极改变,被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简称PTG)。

“目前国内对于PTSD与PTG的互动研究的目光已经慢慢开始从地震直接受害者转移到了救灾参与者,这种转变必要且紧迫。据目前国内外研究统计,从2010年开始的研究数据表明,这类人群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已与受灾者持平。”林丹华说。

“在世界上研究此类心理疾病的国家中,最难突破的部分是灾后对于某类群体的PTSD与PTG的作用关系,至今世界研究结果还不明朗。”

此项目目前已被列入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26)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区域性测量是基础,我们去年用了7个月的时间去了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地震重灾区之一)的5家医院对医疗工作人员做了样本采集,共入组175例,有效率为95%。研究发现参与救灾的医务人员两年后的患病率达到64%,生存质量低。”参与项目的合作医院——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的朱道民教授说。

“在绵阳市参与救灾医疗的志愿者当中,有一个女孩我印象深刻。她家庭条件很不错,但在震后的半年里,她只敢睡在睡袋里,家里人非常着急,专门在郊区买了平房,只是希望她能睡个好觉。”

近20年来,“生存质量”这一代表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综合性指标已经广泛用来评估临床疗效、疾病预后、人群健康水平以及医药资源的分配和效益分析。

“最终是否能够转化为积极的PTG,实现自我超越,还需要一系列的专业测量手法,运用横纵追踪调查目前还不能确定有无明显相关,根据目前搜集的数据来看,存在趋势性互动。”负责此次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李晓麟教授告诉记者。

正面转变约占半数

今年24岁的河南女孩乔韵然是国内研究PTSD症状组最具权威性的四川大学心理研究所抽样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当年是跟着洛阳医疗队去参与救援的,那时还不到18岁,我学过基本的护理工作,在映秀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来不及思考什么,每天的念头就是救人。”

“回了洛阳,家人就发现不对劲,开始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了。”

在半年的时间里,小乔服用了四个月的艾司唑伦片,整晚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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