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降数级等“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也堵住了“官复原职”的漏洞。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新京报》  8月12日）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三鹿奶粉”事件并非孤案。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也获相同“待遇”。比如在致72人亡的2008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中，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和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2012年，陈功被曝就任青(岛)荣(成)城际铁路董事长。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为什么免职官员复出会引发公众的质疑呢？在信息发达畅通的今天，某些地方一旦出了事，就会立马把“免职”作为平息舆论的一种手段，作为掩盖问题的“挡箭牌”，甚至于钻法规的空子，作为日后起复的‘跳板’和“过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规定，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难分青红皂白，导致了问责制度出现信用危机。

实际上，不管是正当复出还是不正当复出，被问责的官员基本都能复出。据一份调查显示，问题官员几乎百分之百的复出。由此不难看出，问题官员百分之百的复出，甚至有的刚刚免职就复出，给官场问责复出风气带来了极其不好的影响，从而让那些正常复出的官员也饱受争议。这些人真是心急吃不着热豆腐，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国被问责官员大量复出，是一种很不正常状况。”吏治如何治，吏治制度的选举权、否决权，应由谁来决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民意。长官个人意志乾纲独断被无限效仿、恶意复制，成为严重违纪、违法官员迅速复出根源。正是长官个人意志致使中央权威遭遇严重挑战，正是长官个人意志致使政令不通、令行不止，长官个人意志最终导致相关制度规定成废纸。遗憾的是多少上级纪检部门对这一现象装聋作哑？

时下，中央的反腐工作已走向深入，任何“老虎”、“苍蝇”都逃避不了党纪国法的严惩，更躲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唯有勤政廉政，自觉抵制“四风”侵蚀，不触碰党纪国法“高压线”，才不会成为“问题官员”，没有了“问题官员”，还会有问题官员“华丽复出”的现象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