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省份的部分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抗战遗址等烈士纪念设施破损严重，面临资金投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教育宣传方式落后等困境。“文革”中，高奉战役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陵园的烈士墓碑甚至被拆掉用来修桥，做了桥面。（《新京报》10月6日报道）

设置烈士纪念日，无意中让烈士遗址、纪念馆的保护问题浮出了水面。对于暴露出的问题，有的批评政府，有的批评民众，还有的在羡慕他国尊重烈士的传统。反思，有助于烈士不再“弱势”，但我更想知道诸多烈士怎么就成了“弱势群体”。回答了这个问题，再来讨论烈士纪念设施破损严重问题才有意义。

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以及抗战遗址的弱势现状，这种尴尬的境遇涉及“烈士”的界定问题。什么是“烈士”，按说不该存在争议。问题在于，如果“烈士”的定义清晰明了，还至于在不少地方出现类似的情况吗？普遍存在的现象，显然不是孤例的事件，有必要从深层来追问。在我看来，关于具体的“烈士”认定，目前朝野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纵观建国以来各地的烈士陵园、纪念馆等场所、设施的修建，属于标准的政府行为。政府行为要在若干年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行。没有民意的认可和支持，政府部门所做的努力也许不少，收效往往甚微。同样，纪念烈士，也须把烈士身份认定的工作做扎实。前期工夫做好了，民众才可能由衷地敬仰他们心目中的烈士。政府修建的烈士陵园、纪念馆或遗址，才能通过民间的历史教育、口碑传播，扩大其影响。相反，假设官方推崇的“烈士”威信度不高，随着时间的流失其“余额”更加不足，“烈士”遭到冷落甚至被亵渎，显然就不是保护力度和经费不足的问题了。这是因为，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经费的支持更不会长久。

“烈士”概念的含混不清，地方政府自然会越俎代庖，自行认定一些烈士，强求民众来纪念他们，最终导致烈士的泛滥。为达到纪念的目的，地方政府还把属于精神纪念的活动变成了固定的有形的纪念。这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纪念，也容易把“烈士”变成“弱势群体”。纪念历史人物，适合通过影视片和相关故事来宣传其事迹。这样的纪念启迪的是人们的心灵，心灵里保存的信息最为恒久。相反，那些大兴土木修建的陵园、纪念馆和遗址，虽也有教育的意义，其教育效果未必大于民间和学校的精神传播效果。当然，这不是说陵园、纪念馆和遗址的硬件建设不重要，而是说陵园、纪念馆和遗址的数量不宜过多。一旦这些硬件过滥，必然降低其神圣性。没有神圣成分的烈士纪念场所，要获得国人长久的瞻仰兴趣，自然比较困难。所以，这显然不是经费投入所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书写过历史的先烈，但缅怀所需要的历史教育未必就是参观形形色色的陵园和纪念馆，而是如何让真正值得纪念的烈士走进民众的心灵里。烈士多如牛毛，纪念设施应景泛滥，让烈士在今天变得“弱势”，这个责任又该谁来担责，我们该如何改变这种尴尬状况呢？http://www.longxin.swust.edu.cn/portal.php?mod=view&aid=7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