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下午，因不满商丘市民权县罗庄公路超限站处罚决定，河南永城籍货车车主张高兴和妻子侯燕喝下农药。张高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侯燕仍在医院治疗。(人民网)

超载这种行为本身是应该得到制止和处罚的，于国家公共设施，超载车辆对道路造成破坏影响其使用寿命，于同行的其他车辆和乘客，也是一种潜在安全威胁。近年来，随着道路的四通八达、车辆数量的增加、物流业的繁荣，超载事件不绝于耳，不断爆出的被查超载车主与执法人员之间的冲突，无不折射出在“罚款经济”盛行之下掩盖的超载重重矛盾。

2013年11月，一超载女车主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女车主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好在抢救及时无生命危险。同样的好运并没有降临在河南这位车主身上，买货车欠下的40万、延误交货的赔偿金、3万元的超载罚款、车辆被扣两月一家老少的生活费……面对这重重压力，车主最终不堪重负，选择用服毒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性命，以激进之举被动抗议超载处罚过程的不合理。

重罚之下必成良好风气？3万元的罚款，卸了超载的货物才能放行，遇到像自杀车主这样货卸了会被告违约，货不卸又开不走货车的“两难选择”，想必很多人都会犯难，那么作为当时在场执法人员，他们是否该站在被处罚者的立场，换位思考一下，做到“急群众之所急”，而不是冷眼旁观，推三阻四？如果能及时采取灵活处理方式，是否能避免这场惨剧的发生？反思之余，让我们看看国外是如果治理超限超载的：美国，罚款、列入不良记录档案、卸载或均载、刑事诉讼；韩国：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5万元以下罚款，被公路部门直接移交法院接；德国：设立专门机构，第1次超载口头警告，第2次超载3个月的监禁，1年内超限3次以上终身不得从事驾驶行业工作。各国面对超载方法各一，但是共同之处都在于，除了高额的处罚金额之外，还辅助与其他人性化措施，我们是否也能借鉴其成功之处，如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认领责任，必要时采取法律来干预超载行为，让超载之痛不再成为道路执法者的困惑，驾驶者的噩梦。

多措并举不失为治“超”良方。抛开超载治理表面存在的罚款多、卸货放行、执法冷漠、态度刁难等问题，道路安全综合治理是否该翻开全新的一页？首先，提高驾驶人员的安全驾驶意识，在驾驶前、驾驶中、驾驶后，都应该得到普及和加强，让驾驶员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安全警钟长鸣，变超载治理为积极服从；其次，“不超载不盈利，有罚款必超载”的不良认知和恶性循环应当喊停，相关执法部门应该联合多部门，协作共同调研，适当降低道路各项杂费，让驾驶员按规定上路也能有合理收入，变强制执法为主动配合；再者，成立处理超载专门机构，制定严格处理办法，一方面提高处理超载事件时的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厘清责任，分清职责，便于专事专办，有利于规章制度最大化的合理运行，变处罚不一为合理公平。

当一个社会还需要用生命的高额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公平待遇时，就说明法制建设还正在路上。社会急切呼唤全新的法制社会治理模式，如何用法制取代人治，怎样遏制住“罚款经济”在道路管理中的乱象，怎么唤起执法人员的“温情执法”，也许超载自杀的噩梦才会最终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