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潘立刚在北京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王恩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因年龄原因，周其凤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一时间，“周其凤”成为微博搜索热词。一所大学校长的卸任，得到舆论这般“待遇”，是鲜见的。这或许与周其凤的行事风格有关，他在北大任上的举动，比如跪拜母亲、写“化学歌”、批评美国教育等等，多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周其凤遭遇争议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并非公选的校长，而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官员。
　　
　　以走出的“宿命”。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对于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已有明确的规定，包括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办法，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过去两年间，在教育部的主导下，我国少数部属院校开始实行校长公选，但总体而言，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十分缓慢——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依旧，学校还是官场而非教育机构，校长还是有行政级别，对于校长岗位的权力，仍缺制度性制约。这注定校长的首要身份还是官员，而非教育家，但社会对校长却有教育家的期待，于是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将难以避免。
　　
　　从网络跟贴看，对于周其凤的卸任，不少人十分高兴，可是他们不会高兴多久，就会发现，新任校长与周校长很可能差不多——他也是由上级任命，有着副部级行政级别，这决定校长首先是官员，而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教育家。在周其凤担任北大校长之前，他并没有受到多大关注，但当北大校长后，由于北大的显赫声名，北大校长的一举一动被放在聚光灯下审视，这就很容易暴露出官员身份与教育家身份的严重冲突、官员治校的严重弊端。
　　
　　这会让北大和北大校长都十分尴尬，更进一步说，这是北大和北大校长在教育行政化环境中所必须承担的压力（与指责）。要摆脱这种尴尬，就必须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实行校长职业化。
　　
　　试想，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北大校长不是由上级部门任命，而是由北大的理事会（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人士代表、校友代表组成）遴选，那么，遴选出来的校长，应该更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风格，而与此同时，对于校长的工作，无论是教师、学生和社会人士，都会给予更大程度的理解和配合——这到底是公开遴选的校长，大家要对遴选结果负责。
　　
　　但现如今，对于新任校长，是很难要求教授、学生和社会公众予以“配合”的——在校长到任前，教授们都不知道新任校长是谁，可以说，连知情权都没有，谈何参与权、评价权。由于在校长遴选时，没有履行权利，因此，对于校长的工作，他们也就会更多采取“旁观者”的态度，而一旦校长的行为出现纰漏，就会加以“嘲讽”。——这种“嘲讽”和正常的监督是不同的，正常的监督有良性的反馈机制，而无奈“嘲讽”只是表达一种情绪。对于校长选拔、评价无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公众和北大众师生，是会借各种机会表达对校长的意见的。
　　
　　以走出的“宿命”。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对于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已有明确的规定，包括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办法，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过去两年间，在教育部的主导下，我国少数部属院校开始实行校长公选，但总体而言，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十分缓慢——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依旧，学校还是官场而非教育机构，校长还是有行政级别，对于校长岗位的权力，仍缺制度性制约。这注定校长的首要身份还是官员，而非教育家，但社会对校长却有教育家的期待，于是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将难以避免。
　　
　　所以，周其凤的诸多行为，都被贴上“作秀”、“炒作”的标签，被舆论鞭挞，他自己恐怕也十分委屈，可这是行政化教育体系中北大校长难以走出的“宿命”。
　　
　　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对于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已有明确的规定，包括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办法，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过去两年间，在教育部的主导下，我国少数部属院校开始实行校长公选，但总体而言，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十分缓慢——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依旧，学校还是官场而非教育机构，校长还是有行政级别，对于校长岗位的权力，仍缺制度性制约。这注定校长的首要身份还是官员，而非教育家，但社会对校长却有教育家的期待，于是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