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也好，城镇化也罢，说到底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本质都旨在不断提高全社会生产力，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目标。
　　
　　自十八世纪英国率先出现工业革命以降，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始终是沿着生产力由低效率的第一产业向高效率的第二、三产业不断集聚的路径发展的。就劳动创造财富的本质来说，其基本标志就是非农就业比例的不断攀升。虽然城镇化原本是工业化的副产品，是由工业化所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推进的，但城镇化之于工业化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贡献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城镇化之所以是下一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突破口，首先是由于过去三十多年国内城镇化的进程远远落伍于工业化。其中，虽然第一产业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28.18%降至如今的10%以下，非农就业比例由1978年的不到30%提升至如今的65%以上，但目前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人口比重只有35%。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本应当是亦步亦趋、协同发展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两张皮呢？答案首先是劳动制度，而不是户籍制度，确切地讲就是同工不同酬。毫无疑问，如果继续让农业转移劳动力拿比正式工低一半的工资，就算是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就算是进一步提高非农就业比例，到头来真正能够融入城镇生活的人口比重也不会明显提升。
　　
　　如此说来，同工同酬是当前城镇化的第一大拦路虎，也是城镇化改革的首要切入点。令人担心的是，近来关于部分国有企业清退农民工的报道意味着城镇化进程其实是在进一步倒退，而不是加快前行。这与其说是在考验大众的智商，倒不如说是在考验新一届政府的公信力。
　　
　　必须承认，一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工同酬，伴随收入的加快增长，势必会加快居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由此唤起通胀之于宏观调控政策加码以至于经济减速的悲观预期。应当说，这是当前城镇化的第二大拦路虎。如何应对通胀，这是上届政府的弱项。从周小川留任这一点看，恐怕未必不也是本届政府的弱项。
　　
　　同工同酬与通胀哪一个更重要？答案当然是前者。如果因为担心通胀而放弃同工同酬的努力，显然是在因噎废食。说到底，通胀反映收入与物价的关系，只要收入增长快于物价上涨，就不能说通胀是有害的，更不应当因通胀而奉行减速政策。其实，剔除食品价格因素后，过去十年国内的核心CPI年均涨幅仅为2%。
　　
　　当前城镇化的第三大拦路虎是楼市调控。有人说新型城镇化不能造城，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放眼世界，哪里有不造城的城镇化。既然工业化是一个总人口不断聚集的过程，造城就是无可避免的。在很大程度上，要想给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的政策性住房，就不能过多地限制商品房市场。无论如何，假如继续奉行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楼市调控政策，本届政府信誓旦旦的城镇化终究只是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