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案揭开了“特招”腐败的冰山一角。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一企业主称，他是某知名高校的“校董”，每年向这所高校捐100万，作为“回报”，每年学校招生时就会给一个“点招”指标。“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6月9日《新京报》)

高考本该是一场公平竞争，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点招”却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当以“高考”为核心的学位竞争体系，支撑起多数人进取的希望，“特招”、“点招”等无可救药的游戏后门，势必动摇那些最普遍的脆弱人心。虽然“点招”比例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犹如一颗毒瘤，不断侵蚀着公平正义的肌体。这种丑恶的招生方式是对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对社会正义的粗暴践踏，是对世道人心的残忍伤害。

当大学管理者，丢失了对正确价值的追求，而是千方百计地逐利、分利。当高校放弃了对于道德清誉的追求，转而去攫取世俗化的经济收益，注定会失去自我净化的自觉，久而久之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经年累月，极度扭曲的校园治理结构，或许已经摧毁了不少从业者最后的耻感。只是，任何群体的利益诉求，都不能凌驾于全社会的公义之上。大学的生存困境，从不应以迎合权贵、伤及平民的方式获得补偿。堵住“点招”后门，固然要强化执法监督的强度，然而更重要的，显然在于恢复大学从业者的自我认同以及职业信仰，而不再是一副贪婪的市侩模样。

高校“点招”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因此，仅仅打击和惩处个人腐败是不够的。唯有拔出“萝卜”带出“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这种丑恶的招生腐败。而要避免教育改革异化，必须重建改革机制。改革的方案，应该由全体教师、学生参与讨论、制定，而不只是由行政拍板，像成立校董会这么重大的事件，绝不能由行政主导，要避免行政官员与校董结成利益同盟，如此，校董会才能为学校办学注入正能量，而不是变成败坏学校风气的利益场。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高校在“点招”中碎了一地的节操该如何一一捡起，这注定任重道远。(文/冯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