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1911)到辛卯(2011)，在中国历史上，此前难有一个百年是如此风云多变，如此浩博庞杂，如此探索道路而又颠踬顿踣，如此承担苦难而又享受喜悦。作为一时代之折射的百年文学，也历经主义与学说、激进与保守、接受与抗拒、文艺与政治、言说与实践以及文与白、雅与俗等的奇特纠缠，充满戏剧性。
　　
　　王国维曾言：“人生过后惟存悔，知识增时转益疑。”返观百年文学，目的在于留存种种矛盾、变异、悔痛、切肤的文学记忆，考量历史烟尘带给我们的文化镜像与生命形态，并寻找迷濛又令人神往的星辰。
　　
　　辨认变局
　　
　　沧桑澹定，我们不难辨认百年文学路上的几大变局。
　　
　　一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史学家蔡尚思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在政治上是以进行民主革命为中心，在思想上是以反孔教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就这个反孔教反封建传统思想而论，是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而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前驱。”(《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尽管“辛亥”与“五四”是两个文学时期，但在深处，可以看到两者间的“环锁”现象。从邹容、秋瑾、陈天华的慷慨悲歌，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剑胆琴心，在以“反叛”(反封建、反专制、反列强)的姿态要求文学成为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的“马前卒”上，在文学变革因“救国”之必需而发生、为表现“探路”而存在此点上，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许多说法何其相似。只是“新文学”的整体观念建立于五四时期罢了。
　　
　　二是二战时的中国抗战文学。“启蒙”与“救亡”是共生而非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抗战时期文学的变局，可谓多中心开放格局的形成。延安、重庆、昆明、香港、上海、北平等地文学，在救亡图存的大目标下，既共通相应，又各成一脉，在当时呈现了同源多流、兼容并存的景观，并为日后世界汉语文学创作和传播格局提供了一种雏形。
　　
　　三是冷战背景下的现当代文学。“离散”、“差异”等构成此变局的特征。二战后“冷战”的世界性局势，影响于中国文学，是复杂纠结、观念对峙、冲突激烈。绝对主义的意识形态，遵循非此即彼的逻辑，对于原本具有复杂性的文学现象，采取了正反型的分类方法和价值取向。海峡两岸呈现两种人文环境和文学实践。
　　
　　四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变局。大陆文学在拨乱反正、由“一”到“多”的进程中开始复兴;台湾、港澳地区的文学在“解严”和“回归”的过程中转型回翔。中国的两岸四地文学，都受益于历史逻辑之修正。人们越来越明白，差异本身是财富，这一财富在对立与争吵中容易流失，却会在倾听、互通、交流、合作中增殖。沟通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的智慧，在沟通中互补，也会多承担一份历史的责任。
　　
　　五是经济全球化刺激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华文文学格局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华文文学构造为三大板块：以中国两岸四地的文学为发源区;以东南亚、东北亚的华文文学为周边区;以散布于大洋彼岸各国、各地区的华文文学为外延区。尽管世界华文文学处于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也有不同的文学内容和叙事方式，但恰恰是这种“不同”及其关联，拓展了足以共享的文学时空和跨界书写。就中国大陆的“共和国文学形态”而言，也逐渐摆脱单一与单调，凸显了一体多元的走向。
　　
　　理性处理若干关系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苍天舒。以人间哀乐为怀，以真为骨、美为神，文学艺术的历程与华人生活的历程同样沧海月明，又同样漫长艰辛。
　　
　　百年文学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若作反思，在于能否理性地处理以下一些关系。
　　
　　一是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文变染乎世情”，寻找文学轨迹，不能不承认文学历史的有序性和阶段性。文学有理由、有责任直接反映历史变动，我们自然会关注那些具有“历史文件”性质的作品。但文学既是历史映像，又保留着自身非历史性的品格，即超越历史的审美追求，表现恒久常新的母题，为研究者提供超越常规历史观的评判的契机。
　　
　　二是问题与主义。五四时期引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延续至今。其实，李大钊当年给胡适的一封回信中说得很明白：“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任何一种发展，都会随时间带来新问题。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更能揭示新的可能性。文学永无止境，但“变”中自有“不变”，所以不能不讲“理想的主义”，那就是要给人们以文明进步的信念，给人们以大爱、以道义、以人性关怀、以智慧和力量等。
　　
　　三是中心与边缘。冷战思维和迷信“中心”者，常常是自己不甘偏安，对人则喜好两立。自诩“中心”、“主流”，自诩“掌握真理”，导致偏见武断进而称霸独占，驯致一切传统的或异质的东西都成为支流、末流、逆流。此种违反科学精神的思维方式，对于文学艺术只能起到摧杀败坏的负面作用。其实“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是共生互动的，有时亦可转换。用理性之光照亮文学复兴，应是“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在边缘处立身、观察与书写，往往是作家的生活与创作方式。
　　
　　四是“飘零智者”与文化归属。从辛亥、“五四”至今的海外华文文学，“飘零”成为一个历史性、不断演变的文化意象，体现出华人作家普遍糅合的古典趣味与现代趣味。“归属”不仅是言语问题，而且是一套社会、环境、群体记忆、个人经历等交集绾结而成的复杂体系。在各种境遇中注重文化归属，使文学具有生命之根的意义。
　　
　　五是道与器。世界华文文学的艺术扩张和学理建构，关键在于“以道观器”并“以技通道”。华人言文学、艺术，多先言一人群共通之大道。自无生有，自有化无，生生不息，至健至诚……是此“道”内在的性和外表的德。器物也好，技艺也罢，其品质之高下优劣，都要由“道”来引领、论衡，“器”须与“道”相对接。反思百年文学使我们进而确认，海内外大凡优秀的有价值的华文作品，应有四个维度：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艺术上达的维度和神性思维的维度。此外，母语乃滋养文学之“根”与“魂”，而多种“离散”状态是汉语生命力激活的重要资源。用诗性语言抵御“暴力”、“快餐”、“商贩”对汉语生命意味和质地的侵蚀，在当今文化环境中尤为重要。
　　
　　“过渡性”构成特殊体验
　　
　　论及百年文学史，许多学者用了一个“过渡”的字眼。这大体上切合实际。某种意义上说，“过渡性”构成了百年文学的特殊经验与自身局限。择其要者，“过渡性”有三种倾向性的特征。
　　
　　一是功利主义倾向。某种程度上，新文学一开始就忽略了传统文化中重内里、重情感、重心性的一面，承继与张扬了其实用理性的一面。追求经世致用，过分否定传统文化与“吞枣”外来文化，文化机制上也体现一定的实用性。这对钱锺书所言“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吾书”的学者和作家来说，成为有形无形的精神束缚。
　　
　　二是仿制倾向。周作人最早以“模仿”相号召。仿制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整体特征之一，并延绵至今。作为处于“古今之变”与“中西之争”的复杂条件下追求“现代化”的新文学，是一个弃旧图新的历史过程，其中必有重建文化主体的问题。经验或将继续证明，华文作家须有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姿态：倚仗文化本源，立其主体;参验外缘学说，变其观念;把捉现世脉动，求其节奏;鲸吸绝壤殊风，活其意象;取融古今律吕，出其心裁;发越迎向未来，张其新帜。从“仿制”向“创造”过渡，路漫漫其修远，尚需上下求索。
　　
　　三是心理冲突倾向。百年来处于“乱”与“动”的时世，敏感的文学家莫不经历带有过渡时代特征的心理冲突。所谓的“心路历程”，疲惫、劳顿、烦恼、酸楚、艰辛、沉默、郁闷、悲欢等接踵而来。越是变革与转型时期，心理的紧张与分裂越难以避免。“形上”的念想和“形下”的焦虑构成作家复杂、纠结的精神状态。“火浴”的折磨和“寻索”的痛苦呈现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困惑。这是一种非常态，亦属一种常态。
　　
　　反思百年，今天我们要更有力地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同时体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思想;要更清醒地对自身视野的局限保持足够的警觉，以谦和之心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学习;要更勇敢地重振爱与意志，以向山河取暖的文字，去表达对世界的眷顾与体贴，去挖掘对精神领域中美好一面的深邃理解。如此，有活力的汉语文学，将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