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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真正的作者?” “对他的真实性和创造性我们有证据么?” “在他的语言里，他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揭示了什么？” 人们会听到新的问题： “这种话语存在的方式是什么?” “它来自何处；它如何流传；它由谁支配?” “由于可能的主体会做出什么安排?” “主体这些各不相同的作用谁能完成?” 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我们几乎只听到漠不关心的低语： “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 载于《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70-292页。 [1]乔治。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古维尔(1769-1832)，法国博物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32)，英国经济学家。——编者 [2]见“关于米歇尔·福柯的谈话”，载《沉思》杂志第137期(1968)，第6-7页和第11页；亦见西尔维·勒邦，《绝望的实证主义》，载《理智》杂志第5期(1967)，第1317-1319页。——译注 [3]利瑙斯(卡尔·冯·李内)(1707-1778)，瑞士植物学家。——编者 [4]《知识考古学》，A.M.谢立丹·史密斯译(伦敦，1972)，关于作者的讨论见英译本第92-96和122页。 [5]萨缪尔·贝克特《不为什么的文本》，贝克特译(伦敦，1974)，英译本第16页。 [6]亚里山大的克莱蒙(ClementofAlexandria，A．D．150-?220)，希腊基督教神学家。——译注 [7]这里“写作”具有双重含义，既指写作行为，又指写作作为一种实体本身的原初的(和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个术语最好地表明了德里达的设想。与自我参照的写作主题一样，它的基础也是符号理论，表明写作是“在”与“不在”的相互作用，因为“符号以‘不在’表现‘现在’”。 [8]关于“替代”，见雅克·德里达的《言语和现象》，第88-104页。 [9]尼采，《快乐的科学》，第三卷，108页。 [10]约翰·西厄尔，《言语行为：语言哲学里的一篇论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第162-174页。 [11]《言语行为》，第169、172页。 [12]同上注。 [13]诺姆·乔姆斯基，《笛卡尔的语言学》(纽约，1966)。 [14]《交流》(巴黎，1968)，英译本第78-112页。 作者：米歇尔·福柯逢真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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