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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者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不仅仅表现在用意识形态奴化其国内人民，还表现在大力输出其意识形态。纳粹德国并不满足于德国的法西斯化，而且不断地干涉他国、扶植法西斯政权。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就急不可耐地向佛郎哥提供武器、金钱甚至直接派军队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最终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法西斯政权。在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挪威还先后建立了法西斯政权或完成了政权的法西斯化。极权主义者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哪里有矛盾，他们就在哪里出现；不是去解决矛盾，而是挑拨是非、激化甚至无事生非；不是去维护和平，而是去挑唆仇恨与杀戮。不但是德国，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都热衷于搞“输出革命”，甚至连穷的要命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也竟然声称自己是“最纯净的伊斯兰法的国家”，不断地培养和输出各式各样的伊斯兰极端宗教分子，这些极端分子在中亚国家、中国新疆等地大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也成为世界恐怖主义野兽们的最大巢穴。实际上，人类意识形态彼此存在差异，各有优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并且应当给人民自由选择意识形态的机会，因为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好，群众自然会做出选择。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意识形态选择的自由化，以及同一个国家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极权主义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绝对化，既不许本国人民背弃其意识形态，也对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采取歧视和不兼容的态度。对于一个不具备极权主义产生的三要素的外国的人民来说，极权主义者显然不是救世主，再加上极权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极端的、丑恶的和反动的，因此绝大多数外国人民不会选择这种意识形态。自认为神圣的极权主义者们不得不依靠暴力输出意识形态，以期待把他们近乎邪教般的教义强加给外国人民。因此我们可见：以暴力输出意识形态，这是极权主义的第十一个特征。 极权主义者要进行社会重构，仅仅依赖意识形态的控制还远远不够。暴力才是极权主义者实现自己野心的最心爱的工具和统治保障。因此，极权主义者对内扩大警察、秘密警察、特务、准军事组织加强镇压力量，对外则疯狂扩军备战。一切极权主义者对杀人武器的研究都达到了痴迷的地步，集中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制造、发明更新、杀伤力更大的杀人武器，甚至全国饥荒、人民大批死亡的时候也丝毫不能影响其对杀人武器的热情。此外，极权主义者还利用其掌握的一切信息资源，向人们灌输战争思想，把战争与暴力描绘成浪漫史诗，煽动起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战争的崇拜，使其心甘情愿地充当极权主义者实现其统治世界野心的炮灰。此外，极权主义者还利用战争营造一种恐怖氛围，藉以把“通敌”的罪名加到反对者头上，使之既丢掉性命，也丢掉名声。在历史上，那些耿直的人虽然也会因触怒暴君而被杀害，但他们却可以在老百姓当中赢得声望。但是在极权主义时代，这些人往往被安以“叛徒、内奸、里通外国”的恶名，遭到深受极权主义精神控制的人民的唾骂。因此，德国法西斯一上台就提出要扩军备战，“要大炮不要黄油”、“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获取土地”的口号，梦想建立所谓的“千秋帝国”。柏拉图早就预言过极权主义者热爱战争的本质，他说：当暴君们的统治稳固下来以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经常使公民卷入一个又一个战争，使他们感到需要有一个统帅……假如他怀疑某某人有思想自由或者反对他的统治，那么对这种人他就要以投敌为借口加以消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暴君必须经常利用战争来使大家不得安宁。”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十二个特征：穷兵黩武、疯狂备战，炫耀武力、美化战争。 极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很多，但是由于篇幅原因我只能列举这么多了。我虽然仅仅是以德国法西斯作为例子，但是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是一切极权主义国家的共性。虽然极权主义本身还可以依据它们的意识形态细分为种族极权主义、神权极权主义和社会极权主义，但是所有这些极权主义，都一点不少地具备了我列举的十二个特征。 三、极权主义的若干危害 极权主义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最黑暗的政体，凡是极权主义肆虐过的国家，无一不遭到一场巨大浩劫，这种浩劫不仅影响到极权统治下的人民，也会影响到极权主义灭亡后人民的生活。它的危害有很多，其实我在“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一节中就已经提及了不少，这里我不再重复上述内容。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极权主义超出其统治时空的长远的危害。 第一，由于极权主义是依靠一部分群众拥护上台的，它既有意识形态的无形枷锁，也有暴力机器的有形枷锁，还有一部分群众的狂热支持，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稳固性与严密性都达到人类几千年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它是不可能从内部被军事政变、革命或自由选举推翻的。极权主义者不会允许自由选举，而军事政变或革命，我们知道，任何革命都需要组织，这就需要存在一个组织的空间。即使在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之下，也毕竟有统治者力量所达不到的统治真空，因此军事政变的密谋和革命的组织，都有一定的空间。而极权主义统治下这种空间不复存在了，人们互相监视，彼此猜疑，任何抵抗都没有组织起来、发展壮大的可能。虽然有些人也会萌生不满而进行英勇的抗争，但是面对人类数千年来最为严密庞大残酷的统治机器，这种分散个体的反抗必然是有来无回。也就是说，极权主义统治一旦确立，无论个人和社会怎样挣扎，都无法推翻极权主义，只有听任极权主义者的肆意奴役。人民无法推翻极权主义，这是极权主义的第一个危害。 第二，由于极权主义无法从内、从下被推翻，那么极权主义政体的灭亡就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极权主义者的自然或意外死亡。由于其接班人不具备极权主义者的那种权威，同时由于民众（包括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自己）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普遍厌恶，导致极权主义逐步蜕变为威权主义。在伊朗、苏联、阿尔巴尼亚，都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极权主义者培养自己的直系亲属做为自己的继承人，则这个继承人有可能承袭老极权主义者威势，被群众看作是老极权主义者的化身，进而使得极权主义政体有可能得以延续，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极权主义政体灭亡的第二种途径是国家被更强大的外力彻底摧毁，如纳粹德国、红色高棉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由于极权主义可以充分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捍卫自己，因此这种被外力摧毁的极权主义政体往往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血泊而灭亡的。极权主义的灭亡也伴随着人民的灾难与死亡，这是极权主义的第二个危害。 第三，极权主义政体的基础是暴民专政。过多的苦难和社会不公会导致下层群众的暴民化倾向，产生一种甘愿玉石俱焚的反抗心态。此时，极权主义者就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煽动暴民的破坏情绪，允诺自己取得政权后就将带来幸福与公正。为了达到破坏旧世界的目的，极权统治者怂恿暴民的无政府主义，怂恿暴民践踏一切旧社会的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而不管这种规范是否有益于人民。极权统治者的出发点也许带有某些建立新秩序的成分，但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充分解放——一种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任何制度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以牺牲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为代价的。爱因斯坦说过：“极权主义的最大罪孽之一，就是极权主义终结后留下的制度与道德的空虚”。由于极权主义者以社会重构的主宰自居，因此他们为了更有效地维持其统治，就怂恿人们砸烂旧时代遗留下的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规范。当然，人类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过时的、荒谬的社会规范往往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需要不断的革新。但是，人类本身也是一部文明积累的历史，几千年来人们在生活中逐步积累起人类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给了人们以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秩序。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果实。然而极权主义者并不这么看待，在他们看来，凡是有利于其统治的，哪怕是罪恶，都是要大力美化的。例如，告密行为千百年来一直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但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告密第一次被赋予神圣的含义，居然成为了美德。而那些妨碍其统治的社会规范，哪怕是千百年人们所珍视的，极权主义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洪水猛兽。这样，人们势必会出现道德失范的状态。即使是极权主义灭亡之后，人们还要为极权主义导致的道德沦丧付出代价，为此，可能牺牲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 第四，人类本身有服从和崇拜权威的本能，极权主义者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超级权威，无疑会得到一部分人的崇拜与服从。林肯说过：“你可以愚弄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无法愚弄全体人民于永远。”可见，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极权主义者必然会得到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狂热崇拜与拥护。纳粹已经灭亡57年了，可是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却不乏其狂热崇拜者，甚至在深受纳粹荼毒的俄罗斯，也出现了一批不肖子孙把希特勒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而在法国前不久进行的大选中，极右翼的勒庞居然击败了左翼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投票，虽然热爱自由的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他遭到残败，但是勒庞仍然赢得了17%的选票。在极权主义者的尸首早已化作腐土时候，极权主义的阴魂仍旧久久不散，每当社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极权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就会沉渣泛起，威胁着人类文明。 第五，由于极权主义者实行的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面控制的政策，因此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极权主义者掌控之中。一般的独裁统治者尽管政治上独裁，但这种独裁仅仅限于政治方面，而无法延伸到学术领域，因此他们对于历史记录难以控制，或者无意去控制；但极权主义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精心篡改、伪造、阉割历史记录，毫无顾忌地消灭任何敢于真实记录极权主义者所作所为的学者，这就造成了极权主义时代历史记录的严重失真，除了溢美、歌颂、感恩之外看不出什么破绽。极权主义者每当做出一项罪恶决策之时往往要采取口授形式，避免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在不得已做书面指示时也尽可能使用代码。这就给后人们研究极权主义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很多极权主义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当中，缺乏具体详细的历史记载。这也给了很多极权主义的鼓吹者以可乘之机，进而蒙蔽后来的群众。 四、对极权主义者的一些研究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者是一些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们深深理解权力的秘密，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总统——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歇斯底里的拥护与爱戴，这种状态半是麻醉，半是羡慕。同时，极权统治者也可以骗来绝大部分人的好感，并且把任何敢于怀疑挑战他们的人送进坟墓。人们在极权统治者的奴役之下，除了如醉如痴地爱戴统治者，或者是战战兢兢地生存下去，别无选择。那些歇斯底里的拥护者们甚至甘愿为这个“救世主”去送死，死前还感到无比幸福。从纳粹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和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我们发现了这些甘愿被奴役者死前喊的口号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极权统治者在人格是分裂的，他们往往表现为勇气与怯懦同在。他们可以完全掌握政权之前是大无畏的勇士，甚至可以做出最狂热的自我牺牲；而在攫取政权之后，则变为彻头彻尾的懦夫，用铁甲、地堡和特工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阿道夫•希特勒敢于在啤酒馆暴动时孤注一掷，却在攫取政权后藏到了地堡里；而斯大林曾在察里津勇猛作战，后来一生凡是出行都藏在铁甲列车中；萨达姆尽管处处冒险，但却非常害怕微小的细菌，以至于所有拜见他的人都必须进行细菌检查。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全，他们时刻害怕自己被敌人夺去生命，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巢穴构筑得天衣无缝，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潜在的敌人。 极权主义者在精神上也是分裂的，在他们身上伪善与残忍并存。他们总是力图把自己描述成仁慈大度，特别喜欢别人用“慈父”、“大哥”、“大叔”等表示亲近的词汇来称呼自己。某些极权主义者在和人接触时甚至显得非常平易近人，让人觉得很亲切，例如著名的柬埔寨刽子手波尔布特就是这种人。但是，这些人全都无一例外地心狠手辣、是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感谢上帝，这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最终落到被审判的结局，他的政权也灰飞湮灭，残余的党羽正在接受正义的审判。无论审判是何种结局，那些刽子手都是死有余辜）。 极权主义者很少能够拥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正常家庭。他们的家庭总是充满各种各样奇怪的不幸，有的终身不娶，有的妻子自杀，有的夫妻同床异梦。究竟是因为暴君们自己的偏执狂使得家人不和睦还是因为家庭的不幸加剧了暴君的偏执狂？ 极权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孤独的，他们如精神病人一样多疑。他们不相信朋友，不相信同志，不相信亲人，不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是的，在这些超级暴君们眼中，能和自己相媲美的人一个也没有，值得自己信赖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虽然也有一些忠实的走狗，但他不但不相信他们，甚至还瞧不起他们。在这些超级暴君的眼中，这些人还不如狗值钱，因此他想抛弃他们时，他甚至通常让这些为他忠实服务多年的走狗们以最为屈辱的方式去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大林的走狗叶若夫了，这个帮助斯大林消灭了无数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斯大林亲自为他安排了死法：他不但是可耻的叛徒、帝国主义的特务，卑鄙的托派（叶若夫曾亲手把成千上万名“托派”送往地狱），而且还是个道德败坏的鸡奸者。 极权主义者往往还具有某些艺术家气质，没有时代的客观条件，他们或许会成为不错的画家、作家和诗人。希特勒本人自幼就喜欢绘画，曾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在密谋策划一次次侵略战争与集体谋杀之余，他也不忘继续他的艺术探索。我曾经看过希特勒的一些绘画作品，如对新柏林的建筑构思，维也纳的风景画等等，颇有些天赋。撒达姆也不甘寂寞，最近也写出了一篇小说《芭比和国王的故事》，可惜这本书我们却无缘见到。历史上的暴君不乏艺术家和诗人，古罗马暴君尼禄在自杀前还慨叹：“现在在我身上死去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啊！” 极权主义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来自人民之中。他们中很多人甚至年轻时都为解放苦难的人民做过许多事情，有时几乎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不能说他们是虚情假意的，有些甚至应当说他们还相当真诚，因为极权主义者取得政权之前，统治者们也往往是一个同样残暴不仁的独裁者，极权主义者们要取得政权，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牺牲。问题在于，极权主义者本身往往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甘为人民而做出牺牲，另一方面却在心理上凌驾于人民之上，狂妄自大，藐视一切。当苦难深重的人民把极权主义者当成救世主一样顶礼膜拜，授予他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极权主义者的狂妄就会变成杀人的钢刀。极权主义者先杀掉自己的敌人，再杀掉旁观者，第三杀掉自己的朋友，第四杀掉自己的同伙。每当杀掉一批人却引来其他继续顶礼膜拜人的喝彩，极权主义者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杀人是必要的神圣，对杀人会产生一种病态的快感，于是接着就会有下一批牺牲者。幸亏极权主义者寿命有限，否则我可以断言，极权主义者的杀戮机器将永不停止，直到世界上只剩下他自己。 极权主义者往往出身贫寒，青少年时代他们往往受到过社会的种种歧视与家庭的伤害。我们不乏见到一些青少年罪犯，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来自于充斥暴力的家庭。这种伤害激起了他们的叛逆精神，不但叛逆家庭，而且叛逆社会。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就是一个出了名的酒鬼，喝酒以后就殴打妻子与幼小的约瑟夫（也就是后来的斯大林），约瑟夫在这样的家庭里养成了阴郁、暴躁、多疑和残忍的性格，这对他以后几十年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希特勒年轻时代流浪维也纳街头，生活无着，饱受白眼，强烈的自卑感转化为一种超乎寻常的狂妄自大。 由于对权力的极度迷恋，极权主义者极少象我们平常人那样有友谊和亲情观念。对他们来说，来自平凡人的亲情完全是一种利用的工具。这其实并不罕见，在封建时代，独裁者们为了争权夺利，从来就不吝惜牺牲亲情。子弑父、妻杀夫、父灭子、兄弟反目、骨肉相残……这些被权力极度扭曲了的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极权主义者秉承了古代暴君们的做派，因此表面上显得似乎很“不殉私情”，进而捞取到“大公无私”的美名。当我们谈论起极权主义者的家庭生活，切切不可以以常人的情感来衡量极权主义者。 由于极权主义者可以伪造历史，因此极权主义者的个人生活表面上看往往是比较简朴的。有一些极权主义者确实非常简朴，这与他们的平民出身与对权力的迷恋超过了一切有关，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一些极权主义者则是伪装简朴，实际上无比奢华。例如奥马尔，在阿富汗这个哀鸿遍野、赤地千里的国度里，奥马尔却给自己的牲口也装上了空调；还有萨达姆，虽然他宣称他的国家已经因为联合国制裁而导致几十万人死亡，但是他居然还象发疯一样地为自己建造奢侈的行宫，据说多达89座；而金正日，他的国家连续八年发生饥荒，但他居然借外债来为自己祝寿。是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在这些极权主义者眼中看来算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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