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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我有一次和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交谈，他说，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已经站起来了，但是文化自信还没有树立起来。在西方人面前，我们的知识精英还跪着，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你所说的我们今天的文化入超、思想观念和核心价值观的入超，与知识精英这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是不可分的。 祝东力：其实，国家软实力的萎缩，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由于“文革”溃败，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解体，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核心价值观上依附于西方。所以，在国际文化场合——比如前面说的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表演，他们会突然感觉自己拿不出属于中国的、独立的、原创的现代文化作品，而只能觉乞灵于传统文化的符号。当然，严格地说，也不是完全没有现代的痕迹，那就是一种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把旗袍从中间裁断，裸露出那些舞女的大腿，加上红艳的色调和轻佻的旋律，组合成一种类似于夜总会的风格。在夜总会风格背后，是一种“鸡头”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如果革命中国被我们丢弃，如果曾经赢得了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打破了美国战略包围的中国现代历史被我们否定，如果中国革命文化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中国文化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半殖民地文化。 当然，中国当代经济持续增长，这里面不可能没有文化，没有精神的支撑力量。这种文化和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底层，即那种近于苛酷的勤劳节俭的工作和生活伦理，包括根深蒂固的家庭、亲缘和地域的族群观念。这种伦理形成于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底线。“礼失求诸野”，当上层的文化精英失去了理想和信仰，中国似乎就只能依靠底层原有的文化提供精神支撑。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底层的这种工作和生活伦理只能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永远固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重建文化大国需要新型精英群体 玛雅：从你“三个中国，两次转型”的叙述框架，以及这个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变迁来看，意识形态的兴衰和它动员上的成败，与国家实力的强弱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蒋家王朝灭亡，中国经历了民族危亡的苦难历程。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为武装，动员组织起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站起来了，独立的核心价值观也树立起来了。历史给了中国一次机会，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天命”。但是，如你所言，在毛时代，革命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成长、高涨和最后泡沫化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失落和革命理想、启蒙理想的瓦解。有人说，过去30年，中国在价值观上的损失是最惨重的，可以用“失魂落魄”来形容。这话也许言重了。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今天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必须完成价值观重建的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思考？ 祝东力：中国要向前走，向上走，就必须竖立起一种精神，进行真正的文化创新。老实说，这就需要精英阶层承担起他们份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由精英阶层，前期的比如说门阀士族，后期的比如说士绅阶级，由他们当中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起统率作用。他们可以说是“文明的骨干”。但是，前面我说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阶层应对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危机。这个危机以及其他现代中国的奠基性的工作，是由毛泽东那一代人完成的——可以说，那是一位圣人和一批贤人。在这里，我们确实应该区分“圣人之治”和“常人之治”——“圣人之治”应对的是历史非常时期，“常人之治”应对的是历史常规时期。我们这个时代更接近历史常规时期。所以，不能再寄希望于以往那种规模的全民动员，那种“六亿神州尽舜尧”、“七亿人民七亿兵”的局面了。换句话说，精英阶层应该起到他们在历史常规时期的份内的责任。既然你们享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你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 所以，前一段时间国内对电影《色戒》的反应，就不能不让人气愤和忧虑。因为一般观众无动于衷，也就算了，但精英阶层对国家民族受到的凌辱没有感觉，毫无承担，甚至叫好追捧，就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人占着国家精英的位置，又起不到一个精英本该起的作用，真是可耻。 玛雅：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所幸的是，过去30年的发展给了我们民族一个新的机会。中国这么大一个文明体，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强国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的天命所归，使我们重新获得一次改写历史的机会。以前我们没有文化自信，现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我们提供了树立这种自信的支撑。历史又一次眷顾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一代思想者、文化人来说，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把握住这个机遇？ 祝东力：在当前，要竖立起一种精神，要重建核心价值观，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重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道义基础。由于人均资源的硬约束，中国必须优先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感受——这是让中国的改革发展重新获得道义基础的前提。有了这个道义基础，正气就会上升，核心价值观就能重建。换句话说，中国必须逐步调整社会利益结构，恢复人口与财富的大体平衡，这要求在有限的程度上恢复中国革命的逻辑，在有限的程度上重建社会主义。 这当然是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但中国要继续向前走、向上走，就绕不过这一关。有了这一道义基础，有了正气的主导，尽管社会仍然存在各种差异，存在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和各思想派别，但一切关系总体上都能理顺。这就像人体一样，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病态的身体以相克为主，健康的身体以相生为主。 同时，重建核心价值观，也需要有一批新型的精英产生，他们必须有觉悟、有承担，由他们逐步把旧精英替换掉。说到底，一种新文化不是设计或阐发出来的，而是践行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这就需要新人——他们投入新的事业，在完成新事业的过程中，成就新的文化。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胡温执政以来，调整经济模式和利益结构，实际上已经在设法逐步恢复改革发展的道义基础。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我相信，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能够重建一个强盛的健康的现代中国，一个与我们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相符合的文化大国。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 （《天涯》2008第3期刊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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