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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明说，儒家传统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冲击而被解构了。对儒家传统的解构应如何评论是很大的问题。启蒙是西方十七、八世纪开始的文化运动，杜维明特别重视启蒙心态。尤其是康德的“敢想”，这是康德讲的启蒙。杜维明说：“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理念是富强。”（《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十五）富强包括经济权力和军事力量，但个人主义才是人类走入现代的不折不扣的真正核心，无论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觉、人的独立性，以及自由、理性、法治、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现代化、全球化等等，数不清的名目都绕着个人而展开。也正是因为个人主义最不拂人之性，所以其竞争力最强，从而斗败了所有其他人文类型。可见真正主导一切的决定力量还是人性，强弱之形、其势显然。所以杜维明说，今后儒家的考验也在于此。但是这里面也有一种报应，既然儒家在历史社会中妥协得那么多、只是跟随，它就不能怨尤被弃的一天，这与不自立的人是一样的。实际上，现代儒家还在重复着如泣如诉的小女人相，而且其情还超过了前代。李泽厚说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杜维明进一步认为，当时人的结论是：启蒙是唯一的救亡。应该说明的是，无论启蒙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发生过怎样的影响，启蒙作为一个神学概念的性质却是无法改变的，至少它是从神学来的。 ?? 杜维明喜欢讲旧道德、旧婚姻、旧家庭，等等，但是必须说明，儒家对人的私生活其实是不管的，如果不是家作为国的基层单位，那么在儒家文献中家这个东西提都不会提。儒家文本中凡涉及私人生活类的部分很少，或者说大而化之，完全是礼法的内容。古代生活中，个人度不可能有多少发展，这便是势，全人类都一样。这些到底是社会问题，还是历史文化问题呢？社会与文化二者似乎没有完全廓清。杜维明谈到，儒家问题中有一个圣王异化为王圣的问题，即儒家圣王的思想异化为王圣的实践。所以五四的批判太表面化、太肤浅了——真正好的东西被扔弃，而糟粕却积淀了下来。又比如三纲，其实就是君、臣、民的伦理。君臣是国，父子夫妻是家，所以家政也是政教的环节。帝国时代的伦理只能如此，到民国时代这些东西被换掉也是自然、当然而必然的。杜维明将三纲与女性主义等话题结合着说，是否的当呢？因为任何宗教、任何古代人文，对女性问题其实都是很大男子主义的，所以，我们丝毫没有必要以保姆似的求全标准去衡说一切。儒家并不需要承担或者承诺大全的角色，它只要有自己的几点可取就足够了。就个人权利方面说，如果说类人文史在古代社会、在过去是普遍地要求个体给出什么，那么近代以后的人文就是一转而强调个人能得到什么，这正是一个阴阳面的关系。个人性在发育中，这正是人类近代以来的大线索。像过去欧洲人通过教会得救的信念变成通过信仰而得救，便是一大历史转折。但是三纲、六纪等等毕竟是汉以后扩大了的儒教伦理成分，儒家问题是否可以仅仅放在伦理层面上谈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样就太狭化了。 ?? 其实文明的消长之势是多端的，比如新疆原来是佛教的区域，可是回教兴起以后，佛教就衰灭、绝迹了。六朝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时候，这与汉家失统有直接关系，不是单纯说明什么或者说明什么单纯问题的。因此，文化史上的问题虽然可以比较，但是绝对不能比附，问题比较与问题比附总是容易互相滑入。比如佛教问题与西学问题就是完全不相类的，但最后还是搞到了一起，可以说此二者为二十世纪学术研究中最大的一道狂举题目。二十世纪就是一个罗列之路、是一个菜单之路，永远狂奔在从一到十、到百、到千、再到万的开列路途中，也就是名理上的夸父之逐。所以杜维明讲要对西方全面了解，看似有理，其实是一条不得法的死路。是把握化的了解、还是导向追逐化？实际上，这还是因为对西学的底细无所把捉。作为具体学问部门的西学研究，是不能作政治化的张大的，这是不合适的。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一点消息而就马上论证儒家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中、西方学者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感情倾向。像杜维明这样的学者，他会马上倾向于儒家的机会的捕捉，而西方学者则是急于论证儒家已经被彻底地逐出了人类历史舞台。很显然，西方学者只是希望儒家永远退场，而中国学人则盼望儒家的强势复活。对否定不了或者肯定不了的，便会马上作规定性上的调整变动。比如说儒家是什么、不是什么，是怎样的、不是怎样的，等等。这种争执拉锯、文化两造永远不会停止，也永远不会有结果。但是无论争讼的双方，无一不是可怜的失败者，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学术上的事情，只是担心、恐惧、嫉妒、不平衡而已。说到近代以来的儒家困境，其中有一点，就是：对事变成了对概念。比如一件事应该怎样做，这是很简单很直率的。可是一旦陷入对概念标签的纠缠，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书面的东西。以儒家和裹脚的关系为论，就可以宣判儒家死刑。只是这样宣判，人类人文就全死了。比如德国发动两次大战，说不清、无法辩白的德国文化就死了。为世界生产、传播负思想，制造社会革命、动乱及后遗症的法国文化思想也死了。于是只剩下英、美一系等着它的末日审判。这样，西方文化问题也就成了英美问题，可以归约到单一的英美研究中去了。杜维明提到，有人认为民主就是政治上轮流坐庄，但这要看是什么情况。像英国，王位是继承的，首相是坐庄的。正像唐君毅划分君主立宪运动和民主立宪运动那样，王国民主与民国民主相比，在形式上还是保有不同。关于人文的取择，就拿考试制度来说，扩大了说是泛考试精神，就不能不说与儒家的精神传统及渊源有关。这一点怎么驱逐呢？如果驱逐了，只能是人文的损失，除非恢复。所以还是那句话，儒家的资源在于它的办法系统，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错了路头。 ?? 以科学为例，在现代就是一个实学的东西，它与神学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仅仅是现代科学的那些技术内容不是中国人研发出来的罢了，但是实学并没有规定人类通用技术必须由谁来原创、一定要由谁来原发出来。实学所注意的、所关心的，只是有什么出来、有没有用这一件事。其他的属于自尊心问题，政教不管。简单地说，别人的好坏跟我的好坏无关。但是杜维明最多能到达的层次，始终不能脱离“机缘”这一关键词，而这种机缘论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的人文是可以在机缘上赖以建立起来的。至于说杜维明认为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儒家应该利用英语，倒是一种明达的意见。杜维明喜欢讲文明对话，喜欢对话式模式，而对二分思维――非此即彼加以拒斥。杜维明谈到，儒家有两个原则观念可以作为普世伦理的基础，那就是：勿施于人和推己及人。虽然杜维明的论说向来圆熟软美，但他触碰到的问题还是不少。他强调的儒家与各大宗教对话，以及当下的人对生态的关系等等问题，恐怕更多只能是姿态上的意义了。应该说，异端思维是宗教的根性，这种根性永难脱离。因此，一切来自西学的话语都是攻乎异端的、都是人文上的灭国战，所以文明对话殆不可能。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异端性是神学人文传统的核心根性，在异端性下，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都是不存在的、不可能的，它必然指向某种意图目的伦理。也就是说，域外的学者们不只是热心于理解中国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学者们企图评判它们，他们是一些倡导者和社会理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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