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多数人都已经默认「革命」这个词脱离了它原先的政治属性，它不再意味著口号、冲突、镇压与审判，也不再代表对社会结构与思想意识的推倒重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步的改革将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社会稳定锁定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历史的发展出现深刻的转折。高度同一性社会结构的解体，使文化思想界逐步获得公开讨论和反思革命的空间，许多被遗忘的血腥和被遮蔽的苦难作为革命曾经的分泌物被讨论。知识份子对「革命」的「革命性」认识在文化领域的各个维度迅猛推进，构成了八十年代末以来知识份子话语的重要成分。文学则以自己的方式打开革命历史的某些方面，在韦君宜、王蒙、李锐、张炜、李洱甚至是杨沫等人的笔下，知识份子和革命的关系与既定的历史叙述显然发生了某种龃龉。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份子与革命」书写前文本的《青春之歌》记载了共和国幼年时代对知识份子与革命关系的认知与规范，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对历史的这种描述中，知识份子品尝到的是艰辛的甜蜜，他们以爱情、自由甚至是生命为代价，换取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满足与肯定，并与历史达成某种和谐。知识份子在革命长途中经历了困惑、犹豫、委屈，但在《青春之歌》等文学叙述中这些情绪已经被克服。但《青春之歌》的范式显然无法满足人们对革命怀有的巨大的好奇心：历史总是远比已知的更复杂，比想像的更生动。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人们发现这些已抚平的情绪和已安稳的历史之下，还埋藏著浩瀚的血泪和钻心的伤痛。如同希腊创世神话中克拉诺斯反噬父神乌拉诺斯一般，革命诞生於知识份子却又完成了对知识份子的征服；而知识份子则像可怜的皮克玛利翁，陷入对自己所造物的迷狂。这个迷人的悖论吸引了大批小说的叙述，革命的历史地层中逐渐显现出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这漫长年代里，它所定格下的知识份子姿态各异的化石。同时，这些知识份子的形态也完成对革命的一种历史成像：在对知识份子抽髓换血式的重造中，革命呈现出自身复杂的基因图谱。
　　
　　一
　　
　　革命对知识份子审美趣味的改造历史悠久而又理直气壮，它的背后暗藏这样的「规律」：「秀才革命，三年不成」。因此，知识份子必须与革命的主体，亦即革命的「大多数」完成理念对接，「小资产阶级」情调小则不利於革命团结，大则破坏革命。余永泽的温情就这样在林道静眼中变成猥琐。政治革命成功之后，这种审美习惯得以保留――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另一种形式的延续与突进。共和国时代的审美改造以一种颇有趣味的形式出现在王蒙《恋爱的季节》里。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正处於人生观世界观成型期的学生，「少共」们特有的政治早熟意味著他们不必经历林道静般剧烈而痛苦的自我改造。他们加入革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发现原来伟大的革命就在身边，原来谁想革命就能革命。参加革命不过是做了一件不比穿一件衣服容易，但也不比缝一件衣服更困难的事情，这就是革命。革命对他们的考验不是枪林弹雨、舍生忘死，而是革命的传统习惯是否能在他们身上延续，他们是否真正从意识形态上保卫延安的工农兵观念。《恋爱的季节》暴露了在被革命渲染的无比轻快、单纯而热情的年代里，这批热衷革命的小知识份子无意识的偏离。钱文对赵林号召大家一齐如厕不无反感，但「本我」对隐私的保护和对污秽的厌恶很快被「超我」的革命传统纠正过来，因为工农大众的观念认为粪便不仅不丑陋而且还很神圣的：「大粪就是黄金啊！黄金是资产阶级的大粪，大粪是无产阶级的黄金，……爱情是神圣的，农业就不是神圣的，肥料就不是神圣的，大粪就不是神圣的么？」1「革命大粪最神圣」比「情人眼里出西施」更精彩地诠释了意识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於数量上的优势，革命成功即是奉行这种逻辑的结果。作为表达尊重的方式，工农大众的审美与观念得以加冕。强迫自己符合大多数人的观念隐藏著知识份子内心隐蔽的恐惧，在目睹了大众巨大的革命力量之后，他们更多地需要融入到大众中以换取安全感。这就是集体如厕另外的含义：「就是去厕所，也要相互招呼相互邀请尽量集体化避免孤独寂寞」2。古斯塔夫・勒庞曾认定，「在知识份子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的精神状态，这两个阶级甚至连语言都不相同」3。但出於对革命力量的敬畏，个性的花朵自觉地凋谢。
　　
　　通过集体如厕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恋爱的季节》试图提供一种《青春之歌》中不曾详细描绘的革命美学。《恋爱的季节》在努力展现革命美学的建构过程，按照福柯的观点，《恋爱的季节》显然是在对革命身上那种令人恐怖的力量进行勾勒。林道静基本只说出了革命不喜欢甚么，而福柯恰恰反对把权力看成是消极的压抑的力量，他认为重要的是应该研究权力的效应对主体的构成，即权力如何塑造主体4，这当然是《恋爱的季节》的强项。革命气势磅礴地颠覆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审美范式，「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5的历史被彻底焚毁。革命弹奏出来的爱情曲热情、爽朗、质朴而狂野，洋溢著令人吃惊的单纯与透明。出身「资产阶级」，仍然习惯於「关关雎鸠」、「君子淑女」的舒亦冰心怀恐惧地注视著恋人周碧云的变化：「伟大的革命使他的周碧云焕然一新，同样的热情、纯洁、像火一样的绚丽，却又多了一种他还不完全弄得透的革命的理想、革命的胸怀、革命的逻辑。那逻辑如铁如钢，似潮似瀑，如无数相吻合相套叠的齿轮，一个轮一转几百个轮子飞转，那逻辑又像是夏天的云层，竞相推移，雷电交加，风声雄壮，大雨如注，把地上的一切浇湿浇透。这种力量使他惊叹，使他不能完全明白，又使他不无战栗」6。革命把羞涩的恋人改造成浑身喷火、电闪雷鸣的恐怖战士――这种将爱情收编的革命美学在宣告，爱情是为了更好地革命。革命的标准与要求是甚么呢？就是要符合党制定的政策与不成文的观念体系，简而言之就是要「听党的话」。伴侣的相貌、身材、举止、言谈都不在考虑范围内，周碧云因此选择远比舒亦冰矮小、却也远比舒亦冰更富有党性的满莎。周碧云的「激进」很快就被超越，洪嘉和闵秀梅将这种爱情美学的逻辑推演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洪嘉决心做一个彻底为革命服务的妓女，用自己的躯体去温暖革命者；而闵秀梅则将入党作为爱情甚至生命的前提，「不入党，我活都不想活了，不入党我是绝对不跟人家搞恋爱的。我保证！」使人痴狂的不是爱情，而是塑造出崭新爱情的革命伦理。
　　
　　尽管《恋爱的季节》展现出革命美学的建构过程，但不难发现革命美学的面孔是模糊的――革命爱情美学本质上是革命伦理，由於革命伦理的存在，美学显得无足轻重。也正是由於革命伦理的存在，风纪监察、舆论划一、道德监督、所谓「透明社会」――无数双监视者的眼睛所构成的「透明社会」诞生了7。革命伦理全面管制人的行为和内心，尽管个体意识仍在不自觉地挣扎，如周碧云在婚礼上发现自己居然对舒亦冰旧情未断，赵林和祝正鸿因为职务变动而忐忑不安，但全面管制还是顺利地植入个体的潜意识之中，演变为一种个体的自觉。最富有个人色彩的爱情领域被革命占领，性、生命也成为革命随时可以徵用的器具。这些小知识份子如同羊群里的羊一般上缴所有的主动性，驯服地享受著虚幻的快乐。他们憧憬一种热烈、单纯而明快的社会氛围，革命满足了他们年轻的想像，许诺一种没有杂质的生活。而他们短暂的革命经历显然不曾想到，由包含杂质的革命来许诺纯净的生活，是多么巨大的悖论。他们革命的爱情在革命的征途中，不可避免地被革命逻辑击碎了。
　　
　　二
　　
　　革命的巨大权力如同一张天网，其结点蔓延到任何一个角落，它不仅全面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建立起便於权力通行的一套简单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更自信地跨出意识形态的领域，进而改造某些障碍它美丽蓝图的客观规律。
　　
　　《恋爱的季节》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赵林在给学生们做报告时说：「苏联现在正研究把老虎和老鹰和猎狗交配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种凶猛敏捷、能飞能跑、忠诚听命的动物新品种。这样的动物如果大量培育繁殖训练，就能承担相当一部分对敌斗争的类似於国防方面的人物。如果社会主义各国都配备上这样的鹰虎犬，杜鲁门就下跪求饶了。」台下顿时掌声雷动，所有人都获得革命带来想像的快感，这种快感既来自政治上的优越，也来自於革命强大的创造力。革命在驯服个体的主观世界之后，力图将知识也纳入革命的意志轨道，并让民众大规模地实践革命的想像。历史上的「大跃进」就记载了革命意志与科学逻辑较量的悲惨结果，但当时许多宣传画上却是猪肥如象，鱼大如船，报纸上随处可见「稻米亩产数万斤」，「举国高潮望接天。」在社会革命中，政治革命成功带来的自信几何基数似的飞速膨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於是，「革命理想的刺激不断地被夸大，并产生了向行动转化的要求。当自然进化的进程跟不上思想的激流勇进时，狂热的革命就超越它，大踏步地把它扔在后面，把它连根拔起，踏过它破败不堪的废墟前进，奔向乌托邦的顶峰。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强有力的道德感和令人窒息的权力极力地充斥所有的真空，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怖的平衡」8。当革命不顾自然规律的限制要求社会建设加速度前进时，必然遭到客观进程的反作用力，而这反作用力留下的帐单，往往又自然成为清算知识份子的理由。革命意识形态对待客观规律的草率和对知识份子的挑剔使得知识份子言语嚅嗫，即便有责任感的催促，他们也更多地停留於说与不说之间的尴尬中。在革命意志的左右下，方方《乌泥湖年谱》中的工程师们为一座大坝的选址摇摆不定。公认的地址通不过革命意志的检验，坝址跟著革命风向标来回变动，直言快语的工程师孔繁正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
　　
　　政治伦理在科学知识领域的颐指气使表明革命者对於知识的蔑视。打江山需要的人数远远多於摆弄几台机器、修两座水库，因此，工农革命者觉得他们有理由鄙视那些身体单薄、想法怪异的书生，外行领导内行不足为奇。当然，革命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大老粗们之所以拥有指导知识份子的「专业」能力，更多地是凭藉革命的力量。张炜的《柏慧》、《家族》，这两部可以相互印证的虎符般的小说，揭开了「指导」背后残忍而隐秘的掠夺。《柏慧》中，研究所的权威连一些专业上的基本概念都稀里糊涂，却成为最重要的专家。「他的最重要的所谓著作粗陋不堪，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又出自别人之手。那些精神的苦役犯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了生存，不得不违心劳作。他们被迫写下了不属於自己的文字，在双重的折磨之下，或者倒毙或者苟活。而其中的一大批人这之后永远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他们面临的只有不幸、屈辱和死亡」9。由革命者转化而来的所谓权威，实际上是使用革命专政的力量抢夺身陷囹圄的知识份子最后的血汗，而由於历史是由胜利的革命者书写的，掠夺或被掩盖，或被合法化。即便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受惠於革命的继承者们仍然在围剿刚正不阿的知识者。《家族》里的导师朱亚耗尽生命最后一丝热量所完成的实地考察报告，被几张涂抹著想像出来的资料的废纸代替了。从《柏慧》、《家族》、《你在高原・西郊》到《怀念与追忆》，知识份子被侮辱被损害在张炜小说的中逡巡穿梭，但张炜似乎并不忌讳这样的重复。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充满「真知卓识、才华，以及追求真实的巨大勇气、从不与世俗浊流妥协的坚毅品格，永远使人著迷」，但总被粗暴的革命势力逼迫得四处流浪。张炜不仅展示出革命意志对客观知识的毫无敬意，他的贡献还在於提供了「瓷眼」、柏老这类通过吸食、剽窃知识份子的血汗来完成自己向知识份子转化的革命者脸谱，而这种转化伴随著的血腥却被革命的神圣名义掩盖过去。柏老的成名作的真正撰写者――「口吃老教授」只能默默地死在农场里，连来照顾老人的儿媳也受尽糟蹋，在老人去世后立即服药自尽。七月开花、别名「一丈红」的蜀葵在张炜小说中多处出现，它原有象徵追求理想的文人之意，张炜显然是借嫺静淡泊而坚定的蜀葵花向被历史遗忘的知识份子致敬。
　　
　　革命成功实现对爱情、性以及个人审美观价值观的控制之后，又率性地摆弄那些依赖客观科学逻辑的实践行为，同时纵容革命分子以残暴隐蔽的手法实现对知识的掠夺和知识界的占领，这背后显然有一条贯穿而潜伏的逻辑认知，它的发展必然指向对知识者生命尊严和精神功能的蹂躏――这就是八十年代末以来文学中「知识份子与革命」叙述汹涌澎湃的主潮。
　　
　　三
　　
　　《青春之歌》记录著共和国幼年时代对知识份子与革命关系的认知与规范，以及林道静们通向延安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但故事的开放性结尾令人好奇。林道静们到根据地之后，是否和革命鱼水交融呢？《青春之歌》三部曲的收尾作《英华之歌》对此作出了解答。从1959年完成《青春之歌》到1991年改定《英华之歌》，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显然改变了某些事情。从《青春之歌》到《英华之歌》，革命的场景逐渐从敌占区的地下斗争转移到与抗战同时发生的党内清洗。林道静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某些观念的改变与个体空间的公开――他们已经习惯这类革命标准，他们很快发现革命流露出的敌意已威胁到生命。尽管他们自认为已完成从知识者到革命者的彻底转变，但他们的出身仍然使他们被革命视为最容易背叛的人。随著革命重心的不断内迁，投身革命的知识份子开始面临越来越强大的来自同一阵营的威胁，无论是从敌占区的学生运动时期就一直忠诚於革命的知识份子罗大方，还是出身富家、在抗战的严酷环境中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赵士聪，都被自己钟情的阵营无情地清除。罗大方自述，「甚么棍棒打、辣椒水灌、老虎凳轧、烙铁烫……国民党时我坐过的监狱，都没有受过折磨厉害的刑。一句话，就是逼我承认是托派，还要逼我说出同伙的所谓反革命……我能被肉刑征服么？如果是软骨头，几年前我就跟著我那做国民党大官的父亲也做起大官来了」10。罗大方的话浓缩了那一代知识份子的革命情结，但革命并不信任他的忠诚。罗大方在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后与赵士聪应声倒在冰冻的土地上。被绑上刑场「陪杀」的林道静受刺激后陷入奇异的幻觉，觉得自己被胁迫著走向炼狱式昏黑、深不见底的冰窟――革命「圣地」的温暖露出了破绽。
　　
　　革命与知识份子矛盾似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杨沫精心安排了多场尖锐的革命者之间的冲突与辩论，这些革命者都经历从知识青年到革命者的转变历程，却对革命与知识份子之间的冲突看法分歧颇大。首先是「肃托」开始后林道静质问江华：「过去AB团的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今天的知识份子绝对绝对的多数都是爱国的，你们不看事实，不知甚么来头，却总是怀疑他们，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这太可怕了！这不是糟蹋人才，糟蹋革命么？」11江华面色难看，无言以对。其次卢嘉川和江华对处理知识份子问题发生了立场分歧，卢嘉川认为「绝大多数的同志，包括那些被审查的从大、中城市来参加抗日的知识份子，他们满腔热忱，带著献身的精神来到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对他们的审查，没有真凭实据，完全不讲法律，就轻易地把他们隔离审查，甚至轻易地就把人活埋、枪毙……这种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他在努力调和知识份子与革命之间的矛盾，使事态得以平息。「知识份子嘛，又多半是从大城市来的，社会关系复杂些，敏感些，有的人爱发个小牢骚，有的人在日记本子上乱涂点怪话，於是便被看成了有问题」12。江华认为卢嘉川在为托派辩解，甚至想拉自己「下水」，对此大为光火。第三场发生在柳明和苗虹之间的问答与争辩把革命与知识份子冲突的本质推导至极限。对於苗虹「抗日根据地里的知识份子不是太多，是太少了」的感慨，柳明追问「太少，还要杀。这是为甚么呢？」苗虹既不能也无法代替革命主流意志的回答这个问题，她只得把问题偷换为革命对柳明个人的态度：「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清的。现在，不是给你平了反，又恢复你医务主任的工作了吗？这就证明党知错能改。」两人的对话埋藏著明显的逻辑错位。所谓「知错能改」，不能回答「肃反」「肃托」的革命心理动机问题。所以柳明说「现在平了反，没有事儿了，谁知道将来还会有甚么事呢！红军时候杀了『AB团』，根据地不是又来了个『肃清托匪』，听说延安那里也开始搞『抢救』。知识份子的处境，总像在刀口浪尖上。」苗虹只能说「和党的伟大功绩相比，这究竟是次要的」13。无论对革命的质疑从哪一个角度萌生，最终都会被革命本身不容置疑的神性阻挡。革命的神性已被千万次地论证：党领导的革命是拯救民族家国的惟一希望。这些对话与分歧暴露并试图修补革命意识形态的破绽――革命并没有像它曾经许诺的那样视知识份子为同路人，反而对投身革命的知识份子展开大规模的清洗，这既伤害知识者的感情，也不符合革命的根本利益。但无论如何，分歧很快就消散了。这并不意味著问题的解决：那些问题不可能公示答案，也不需要有答案。它们既是知识份子不甘的追问，也是他们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安慰。除了革命，这些知识份子已经走投无路。所以林道静只能寄希望於未来：「革命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当年红军里不是也牺牲过许多被叫做『AB团』的好同志么？但是，我们的党不断纠正前进中的错误，革命事业依然在前进。我们就是死了，不过是被自己人开枪走了火――误杀了。我相信将来历史会给我们恢复本来面目的……」14投身於革命的知识青年罗大方、赵士聪、柳明、江华先后牺牲，林道静为革命杀死亲弟弟，而她和江华惟一的儿子也被她失手闷死在地道中，最后她自己身负重伤，不明生死。知识青年参加革命时立下「为革命不惜一切」的壮志竟成谶语，他们除了忠诚和身体再无可献祭。当初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几乎只剩下卢嘉川一人。即便「林道静」侥幸存活，「她」未来的革命之途又是怎样的呢？这个革命青年「林道静」当然也可以换个名字叫「露沙」，故事仍可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