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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沙之路》与《英华之歌》较明显的不同在於，《英华之歌》暴露出对革命意志不满之后习惯性地又对这种不满进行修补或转移，而《露沙之路》对这种「修补」并不在乎。这意味著露沙可能提出某些富於攻击性的问题：「延安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不相信我们，难道我们还要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党吗？」「这里就是有这么个奇怪的逻辑，在我一心忠於党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说我不忠於党。在我心里已经实在没有甚么信心的时候，却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於党。这是甚么世界啊？」她反覆思忖的结果肯定是革命意志所不乐见的。「她是带著不满跟他们走的，可是她不能离开他们。这就好比从前一个女孩已经许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满也要跟著丈夫走，不能弃绝。好好地，忠心耿耿地跟共产党干吧。首先就是并没有稍稍令人满意的第二条道路可走」15。「在延安，受迫害者只能以孤立的个人身份面对一个强大的威权的党，不仅在经济、社会活动方面如此，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们不能反抗共产党，那会否定自己以往的信念和追求，结果只能竭力证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共产党可以批评他们和党不是一条心，他们却不能指摘共产党不相信知识份子」16。露沙没有掩饰自己在思想上开始脱离革命大部队。经过革命对知识份子毫无逻辑的清理，知识份子对革命「神散形不散」，貌合神离。革命只是露沙们基於自己的知识份子理想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虽然露沙被迫放弃某些精神空间的自由，但她显然不愿意放弃自己对革命批评的权力――这意味著她仍然保护著位於知识者精神核心的独立意识。当「整风」迫於形势不得已以最高领袖出面道歉做结束时，露沙遏止不住心中的愤懑：「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同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崔次英介面说：「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决不能再这么干！」17「革命胜利后知识份子怎么办」这个问题与「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何其神似。胜利后的知识份子并没有像露沙夫妇预测般改变自己的宿命，历经生死劫难之后他们重新被抛进熊熊燃烧的炼狱之中，在那里，知识份子精神的标志和功能也被彻底焚毁。 四 王蒙对自己以几个简单的形容词就定格了共和国开国时期知识份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窘态而感到得意：「失态，举重若轻，绵里藏针，哭笑不得而又……够哥儿们喝一壶的啦。踌躇，既是踌躇意满又是踌躇不决，一语双关，且惜且悲且痛且摇头摆尾且并跣足长叹」18。《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如同遏止不住的井喷，企图将1958年至文革结束近二十年时光的知识份子历史尽数吐露。审美观、爱情观、知识内容、个人隐私、个体信仰、乃至身家性命，知识份子还有甚么不曾献祭的呢？革命对知识份子还有甚么可提的要求？ 仍然还是改造。但时局不同了。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份子怀有特殊的敌意19。政治革命年代，因日伪政权和蒋氏王朝的存在，知识份子尚属革命阵营的一部分。共和国建立之后，随著镇压、肃反和三大改造的结束，知识份子发现自己成为新的革命假想敌。「国民党时候是国民党当权者如过街老鼠，被这些学者名流所喊打。而现如今，是他们如过街老鼠，被党和人民痛打。」爱写诗的钱文很快遭遇同志们的提醒：「文艺界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从延安整风就整顿文艺界的问题，结果是问题愈整愈多」20。「愈整愈多」就必然导致「愈多愈整」，如此反覆回圈，永无止息。革命理论家萧连甲不明白，「究竟是发生了甚么事使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被革命理论所解剖批判抛弃痛斥的反动派了呢？……究竟是甚么时候为了甚么他不知不觉地背叛了革命理论变成了革命理论的死敌或者是革命理论悄悄地离开了他变成了他的绞索呢？」21对革命的逻辑，知识份子百思不得其解，更跟不上革命逻辑多变的步点。钱文开始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劝解自己：「不管多么难以想通的事，反正最后都得想通，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与其晚通不如早通，左右也是通，横竖也是通，不通即是通，通了就更通，一通百通，你通我通，无人不通」22。可玩世不恭无法解决知识份子精神上的苦恼：革命不是已经胜利了吗？历史上对知识份子冤枉不已经平反了吗？露沙们所说的「决不能再这么干！」的事情为甚么又发生了？老老实实的我们为甚么总是遭遇离奇的罪名？知识份子有太多的问题想不明白，他们开始陷入群体性的绝望。 《乌泥湖年谱》里「长江流域规划设计院」的工程师丁子恒亲眼看到同事苏非聪因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而一夜白头，灵魂的崩溃比亲眼看到一座大坝的崩溃，更让丁子恒胆战心惊，而这只是人格被摧毁的序幕。丁子恒认识到自己已经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你的生活却一点也不是自己的，你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生活。不仅是你，其他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每个人都不能自已，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著所有的人。这种神秘力量与空气一起，钻入人的心肺，你若要呼吸，你就得服从」23。他频繁地借实地作业逃避政治运动，可无法回避悲剧在他面前此起彼伏的出现。当无休止的检讨看不到被解救的希望，当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呼告只能招来更沉重的回击时，知识份子更倾向以自戕来解脱人格和精神上的绝望。刘格非贴出〈我的认罪书〉，文采斐然地给自己脆弱的神经最后一击：「今之非已形同狗豨，徒具人形，不打倒非，不批臭非，不将非之毒钉拔将而去，不足以泄众恨，亦不足以平民愤也。非在此求告诸位革命同志：非自即刻起，将延颈举踵，急盼批判之烈火将非熊熊燃烧。非愿被此火焚烧而死，以此而谢罪诸位革命同志也」24。他在疯狂中终於获得宁静的解脱。在人格和精神都被摧毁的情形下，知识份子作为「工具」的功能也被否决。吴松杰写了一首短诗〈请好好用我〉，哀婉地表达在「没有了做人的欲望」后「做一个有用的工具」的乞求25。尽管他清楚「一个人想做一件工具只是一个／可怜的要求」，并且这个要求是如此不可实现：「现在，我连这点可怜的要求都没有了，／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但整首诗反覆呼求「好好用我」仍在暗示，吴松杰最后一丝知识份子式的惨澹愿景是对知识份子身份意识的悲哀坚守：我总是能够有所奉献的，总是能有用的。但这不能再降低的生存条件被解释成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吴松杰只能带著他「这份可怜的要求」从高处纵身跃下。 王蒙以一种颇为夸张的方式表达了知识份子希求解脱的渴望与绝望的混合：「於是你挣扎求救，你呼天抢地，你两眼漆黑，你希图侥幸，你苦苦哀求，你自打嘴巴，你唾面自干，你乞求施舍，你感激涕零，你甚至於占卦念佛，只求上级的原谅领导的体恤妈妈妈的宽洪爸爸爸的大度饶我一条小命饶我一勺黑血，您就当一个家雀一条虫豸把我给放了吧，给我一次做真正的孝子贤孙的机会，给我一次变犬变马肝脑涂地效死效命恪诚恪忠的可能吧」26。这种痛苦的感受大概只有贾谊〈鵩鸟赋〉里所记载的才能与之媲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碳兮，万物为铜。」 五 革命理性的运转超出知识份子的理解能力，但知识份子在整人与被人整的过程中却突然发现了一扇窥视革命内心的门窗，那就是权力带来的快感。《失态的季节》里，曲风明批判钱文时把反右派斗争与文艺批评、与诗学论辩结合起来，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有深度的喜悦」。如果能代言革命，就能获得一种智力的自由与意志的奔放，一种俯瞰众小的崇高，一种与政治语言艺术语言融会贯通得心应手的舒展，一种大自由大喜悦。萧连甲则在体验到硬是把别人分析成反革命的「咬牙切齿而又痛快淋漓」的快感后，明白自己被批判也是出於这种革命指使的快感的催促。这种权力快感不断升级，就酿成嗜血的道德。在法国大革命史上，嗜血道德最终的公式就是：如果不想被砍头，就先砍掉别人的头。嗜血道德公式转化成革命公式，就演变成：如果你是革命的，就必须批斗别人的反革命思想与行径。而不论「革命」与「反革命」的界定如何变换，知识份子始终是革命公式主要的运算对象。革命发动了全社会对知识者的批判，并且使这种批判在知识份子内部同样持久而猛烈。当知识者失去合法的申述管道和人身保障时，整个社会某种程度上陷入极权状态，「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27。革命调动权力的巨大能量贯彻其意志，「革命与权力间一直是互相支援、彼此发明，形成一种合法共谋的关系。……革命之所以能够如宗教般神圣，并不是因为它依赖於神圣的启示、神秘或图腾，而是因为它起源於可以构建人为宗教的『政治权力』本身」28。知识份子当然只能仰革命意志之鼻息。 革命的词源学检索表明，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是中国古代革命话语和西方近代革命话语复杂反应的产物。「英语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十四世纪以后，反政府的起义或暴动被称为rebel或rebellion；而在十六世纪之后，revolt一词也指叛乱，它与revolution的词根相同，『叛乱』与『革命』的界线模糊。由是，revolution转生出政治含义。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这种西方革命话语与出自《易经》的革命话语的基本要素――四时交替的自然秩序、暴力的政治行为方式、天命和民心对这种政治暴力的法定性相结合，产生种种变体。「这个西来的『变革』意义的『革命』被等同於进化的历史观，并与中国原先『革命』一词所包含的王朝回圈式的政治暴力相结合，就只会给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持续的建设和破坏并具的动力」29。「变革」的革命在现代中国被改造成进化论式的「天命」革命30，基本上又从「改制」回到了「改姓」。而这「天命」回圈式的革命，又必然包孕著集权与专制色彩极其浓厚的卡里斯玛崇拜。「中国式的卡里斯玛根源，本来是天命――上天命令的继承形式，然其由於是受命而王的转换形式，帝王、圣人能够代天，或者是以其精神禀赋等同於天命，故而只能以其世俗权力及其制度安排作为卡里斯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形式。虽然卡里斯玛的形式同样存在，卡里斯玛的革命功能也同样能够发挥，但其最后的依托却改变了。人们信仰的仅仅是天命的形式，本质上却可能是天子、圣人、君子的精神权威。固有的天命信仰，转变为对於某一个人所信仰之天命的信仰」31。革命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将自己塑造成集权力与崇拜於一体的巨型卡里斯玛，它与个性思想必然水火不容。而它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又不断地膨胀，侵吞了所有个性的空间。从此意义上说，革命与知识份子的冲突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从1939年〈大量吸收知识份子〉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底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1957年「反右」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革命对知识份子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从亲善到敌视的转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座意味深长的分水岭，它的诞生环境是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知识份子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以及任务，知识份子正式成为革命的「螺丝钉」。有趣的是，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修改了原来的某些表述。在著名的对大众的阶级构成的分析里，「一工人二农民三军队」的序列和表述都没有变化，但原来「第四是为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中的「小资产阶级」，被增改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份子」32。或许这种追加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补偿与修复，但在当时却意味著忽视或冷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涉及到的三个问题，文艺从属於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这三条原则都是与启蒙精神对立的。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民族需求徵用文艺笔墨无可厚非。但「文艺为政治服务」成定为一个长期、普遍的原则33，从此以后，驯服、盲从和愚忠代替了自由、独立和思考。1966年文革发动后，在文革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第二个档〈中共中央关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一年后这种意识形态批判被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紧接著展开的「破四旧」运动，则是对文化知识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意图消灭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这时开始，知识份子作为一个阶层终於被明确列入专政物件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列在知识份子前面的其他八类专政物件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的口号34。革命也在缺乏监督的狂热与幻觉中更奋力地飞向太阳，最终融化了自己腊做的翅膀。「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如果在一个时空内相遇，那将是这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这样的『大革命』，是一个民族不堪重负的革命：先是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压垮，后是社会革命被道德革命压垮，后一场革命压在前一场革命身上，催其快走，不断革命到最后，终於被越来越重的革命本身压垮」35。 注释 1 王蒙：《恋爱的季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178。 2 同注1，页42。 3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著，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页244。 4 包亚明主编，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273。 5 语出《诗经・卫风・硕人》。 6 同注1，页25。 7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页118。 8 同注3，页5。 9 张炜：《柏慧》（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页22。 10 杨沫：《英华之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页359。 11 同注10，第211页。 12 同注10，第381、346页。 13 同注10，第405-406页。 14 同注10，第356页。 15 韦君宜：《露沙的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页94、94-95、142。 16 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载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页27。 17 同注15。关於延安整风中知识份子的状况，薄一波曾记录了1943年11月他到延安后所看到的一个场面：「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现在把它作为一个例子纪录在这里。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於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著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甚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份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页362。 18 王蒙：《狂欢的季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页2。 19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载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页96。 20 王蒙：《失态的季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页50、39。 21 同注20，页70。 22 同注20，页134。 23 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512。 24 同注23，页505。 25 王蒙在《狂欢的季节》里同样出现了做「有用的工具」的吁求。钱文对妻子说：「东菊，我告诉你，我现在没有脸也没有心了，但是我还有脑子还有知识记忆，就把我当工具用还不行吗？改造来改造去，我早已就是驯服工具啦，还有甚么不放心的吗？」同注18，页326。 26 王蒙：《踌躇的季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页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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