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欧洲央行在布鲁塞尔宣布了“吹风”已久的欧元区量化宽松（QE）措施，决定欧元区将在今年3-9月间大规模购买欧元区公债。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最终出台的“印钞机方案”较原先预计的力度更大：新的公债回购方案，加上原已有之的民间债券回购方案，和央行向各商业银行提供数以千亿欧元计低息贷款，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实施后，欧元区每个月将向市场注入多达600亿欧元以上的流动性，这意味着为期半年的QE完成后，欧元区向市场注入的新增流动性总数，将很可能超过一万亿欧元。

素以效率拖沓、决策颟顸着称的欧洲央行，此次居然在很短时间内便拿出步调一致的具体行动，且罕见地表现出坚定立场（央行总裁德拉吉表示“不论发生任何变故，本轮QE都要按计划进行到底”），自然是有原因的。

2014年伊始，欧元区曾弥漫着一股乐观情绪，认为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的“苦日子”即便不能说业已结束，至少可谓拐点已过，此刻应该警惕的不是通缩和经济过冷，而是通胀、泡沫和过热，鉴于此，德国等在金融危机中日子较好过的欧元区“北方”国家主张控制货币投放，将防范金融风险放在首位，毕竟，为了给债台高筑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方”国家抒困，欧元区已投入过大，这些国家更债台高筑，债务偿还能力令人生疑。

但到了年底，这种乐观情绪却近乎荡然无存：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暖意”昙花一现，复苏力度远不如预期，而希腊等国债务问题扩大和政治动荡加剧，全球油价暴跌和地缘政治危机等，都让欧元区经济的“触底反弹”充满了不确定性。去年12月，欧元区出人意料地出现通缩，这不仅和此前“略低于2%”的央行通胀指标背道而驰，更是五年多来第一次，这不免让早已草木皆兵的欧洲众多央行负责人担心，如不及时“注水”，欧元区或许会重蹈日本当年的雪崩式覆辙。

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促使欧元区各国央行的官僚们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速度，出台了这次从严务实、雷厉风行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措施，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尽管量化宽松措施是否真能收到提振欧元区经济的预期效果尚待观察，但此次QE的成功快速推出至少证明，即便如现在这般结构松散、效率低下，但欧元区央行在危机关头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然，各方面的担心并非没有来由。

首先，和美联储的QE不同，欧元区央行此次QE，大部分“注水”的风险将由各成员国央行自己承担，仅有约20%的回购被纳入风险共担，而QE的最直接目的是提振经济，最需要增加流动性的，恰是风险系数最高的那些“欧猪”国家。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本轮欧元区量化宽松是个不完全协调统一的行动，如果势头尚好问题不大，一旦效果不如预期，甚至出现反效果，能否“坚定不移”、协调一致地在整个欧元区把QE进行到底，就变得大有可疑。

其次，对此次QE最积极的正是那些债务风险最高的成员国，因为它们最需要刺激措施，而持最激烈反对态度的，则是德国、荷兰、爱沙尼亚、奥地利四国，和德国籍欧洲央行执委劳滕施莱格，这四国恰是欧债危机中“风景这边独好”的几个国家，正是由于德国的极力阻挠，QE才违反欧元区惯例，变成了风险共担率仅20%的局面。德国担心增加流动性不仅会扩大债务风险系数，更将令一些经济状况差的国家“变得更不愿进行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问题在于自欧债危机爆发至今，德国主导力推的“结构性改革”在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付出了社会矛盾激化的代价，却未收获经济成长提速的预期结果。尽管在“欧元区团结”的压力下，德国等国勉强、有条件地接受了QE，但一旦出现不如预期的效果，这种脆弱的利益平衡就随时可能被打破。

值得一提的是，欧元区的QE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金融政策一向稳健的瑞士抢先取消瑞郎/欧元保底汇率下限，丹麦央行也在同一周宣布降息，甚至远隔重洋、素来在金融政策上“慢半拍”的加拿大，也在1月21日出人意料地宣布降息，而半游离于欧元区门槛间的英国，其央行行长卡尼是前任加拿大央行行长，直到不久前还延续其加拿大风格，主张“收紧流动性”，近几日也改口宣称“QE不是太早而是太迟”。这些连锁反应无疑是在应对欧元大“注水”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冲击，而上述连锁反应又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构成怎样影响，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