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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演

时间:2010-11-05 23:47来源:半壁江原创文学网 作者:中国思想论坛 点击:
今天主要讲讲西体中用。 对我的西本中用说有好些批评,我多年来也一直没吭声。有人认为我已经改变了,有人认为我当年不过随便一提,或立异以为高,哗众取宠事过境迁,也就不说了。其实都不然。我当年是认真提出这一说法,而且至今坚持,下面就再说一番。总而

  今天主要讲讲"西体中用"。
  
  对我的"西本中用"说有好些批评,我多年来也一直没吭声。有人认为我已经改变了,有人认为我当年不过随便一提,或"立异以为高",哗众取宠事过境迁,也就不说了。其实都不然。我当年是认真提出这一说法,而且至今坚持,下面就"再说"一番。总而言之,"再说"者,以前说过也;说过而遭批判,是以再说也。
  
  一、词语问题:突出矛盾
  
  "西体中用"。首先,什么叫"体"?什么叫"用"?"体"指本体、实质、原则(Body,Substance,Principle),"用"指运应、功能、使用(Use、Function、Application)。
  
  许多批评者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现时代)为什么还要使用"体、用"这种"早已过时"的陈旧的语言、词汇?"体、用"这语词太古老,太不科学了。的确,"体""用"这对词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术语,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那为什么我还要使用这种语汇?简单说来,这就因为它还有生命力。语言以及语词的意义本来就在使用之中。我的"西体中用"也本是针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亦即"西体西用")而提出的。它产生在特定语境中,也只有在这语境中才有意义。所以我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理论、主张、看法以及语词,我也就不会提和使用"西体中用"。"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这两个词组既然至今仍在使用、流行,仍有广大的市场、基础和力量;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坚持使用"西体中用"呢??
  
  其次,有的批评说,过去严复等人批评"中体西用"时就说过,"体""用"不可分,中之"体"不能有西之"用",怎么可以说"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呢?对,"体""用"不可分,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这下面还要讲。但之所以出现这种分割,却深刻地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现代与传统的尖锐矛盾。一百年前的学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提了"中体西用";继承前人的这种感受,我今天则是自觉地要在语言上突出这个矛盾。表面看来不通,实际却很重要。因此在我看来,某些论者故意避开"中"、"西"、"体"、"用",或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论,或提出"中外为体,中外为用"论等等;表面看来,十分公允,实际上等于什么话也没说,而恰恰是把现代与传统这个尖锐矛盾从语言中消解掉了。
  
  第三,为什么是"中"、"西"呢?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为什么要用"西体""中用"呢?的确,现代并不就是西化。但无可讳言,现代化的基本观念、思想特别是物质方面的因素、基础,如近代的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关系、经营管理都来自西方,是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得来的。今天中国也在大讲"开放"、"引进"。既然如此,用"西化"来概括"现代化",特别是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又有何不可?大家今天都用的电灯、电视、冰箱、空调、汽车……,它们作为现代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不都是从西方引进、学习得来的吗?不害怕"现代化",不害怕"引进",为什么要害怕"西化"这个词汇呢?
  
  总之,我维护"西体中用"这个词语的合理性,认为它是有现实意义、有生命力的语词。它突现了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
  
  二、历史回溯:三派意见
  
  既然"西体中用"主要是针对"中体西用"而发;那么,首先就应讲讲什么是"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有百多年的历史。它的意义和作用也有重要变化。"中体西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甚至到九十年代初,也就是说在整个洋务运动和早期变法维新的思想和活动中,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尽管强调以正统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学说)和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制度)作为本体的实质、原则不能动摇,但必须采用西方的技术、科学以及某些经济政策(从购买近代军事武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到支持民营近代工商业等等),这样才能抵抗西方的侵略和使中国富强。因此,当时的"中体西用"说强调的是"西用",强调的是要引进西方的科技工艺以及某些新体制等等。这与顽固派盲目地排斥西方的一切,认为即使近代科技也是"奇技淫巧",有害于中国传统,因此不应学习的主张和态度是相对立和冲突的。当时的前进人士用"中体西用"来概括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来与顽固守旧相对抗,起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正面作用。
  
  转折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即甲午(1895)戊戌(1898)时期。"中体西用"的思想、理论由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转向了阻碍这个进程的方面。为什么?因为当时开始面临政治改革的巨大问题。甲午战争的惨败,似乎说明仅仅"船坚炮利",引进现代工艺科技等等"西用"并不能拯救中国,因而这个时期"向西方学习"的重心已开始转向引进西方的经济、政治等思想理论,转向于如何尽快进行政治改革,以抵抗侵略,振兴中华。这个时候,可说出现了三派思想、三种倾向。
  
  第一派即"中体西用"派,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之洞接过八十年代郑观应等人"中体西用"的说法,写了《劝学篇》。如果说,上阶段郑观应等人强调的是"西用",这时候张之洞强调的则是"中体"。他大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其基本思想是,主宰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即传统的纲纪伦常是"中体",绝对不能改变。他着重指出,西方的民权、民主思想绝对不能在中国实行:"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只要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即"圣道"、"伦纪"不动,其他都是可以改变的。以后的所有"中体西用"论,也都是着重在保卫"中体",即强调中国本土的传统不能改变。他们认为这是"立国之本",要坚决捍卫它,不能"西化"。什么传统呢?有的指政治传统,有的指文化传统,有的实际是文化为表,政治为里,或以"文化"名义或"革命"名义出现的政治传统。今天好些人坚持"中体西用"论,港、台现代新儒家的"由内圣开外王",也是一种"中体西用"论,这里不再详说了。
  
  第二派是"全盘西化"。上个世纪还没有这个名词,也还没有这个主张,但已有苗头,即激烈地抨击和否定中国本土的传统,包括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这个苗头就是谭嗣同。谭在1898年写了《仁学》这本书。此书猛烈的抨击和否定了二千年来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他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恭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既然是"大盗",就该打倒、推翻,"彼君的不义,人人得而戮之";"铲除内外衮衮诸公而法可变";"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方有复兴希望";"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总之,只有通过流血革命,才能改革政治,振兴中国。同时,谭嗣同强调,必须"冲破重重网罗",彻底摧毁传统儒家的伦理教义,"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他认为"仁-通-平等"才是普遍原理,人人都应像朋友一般地自由和平等,"民主者,…君臣,朋友也;…父子,朋友也;…夫妇、朋友也"。总之,一切关系必需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谭嗣同实际上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激进派和文化激进派的源头和先行者,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前驱。尽管由于时代关系,谭嗣同在政治活动中还从属于改良派,在思想上还不能直接责骂孔子,但实际上已开始是"全盘西化"(全盘地否定中国传统政治和传统文化)的思想家了。这种激进思想后来影响越来越大,不但辛亥和五四,而且与以后的各种革命、各种激进思想和情绪都常常一脉相承。
  
  如果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保守主义,谭嗣同的"流血遍地"是激进主义,那么,我以为处在两者之间的康有为,恰好可算是"西体中用"的自由主义。张之洞强调的是维护、捍卫传统的等级秩序,谭嗣同要求激烈方式打破这种既定秩序,强调人人平等。那么康有为则更多立足于个体自由,主张渐进地改变现存秩序。这便是我所赞同的第三派意见。
  
  康有为有一本非常出名的著作《大同书》,描绘了一个建筑在现代工业生产之上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没有国家,没有军队,没有权威,没有等级,没有家庭;人人工作、读书、娱乐,自由、平等、博爱,真有点象《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社会将是"自由个体的联合"的味道。它不仅是"西化",可以说是超西化。例如,《大同书》说,那个时候没有家庭,男女结婚要订契约,为期一年;期满如双方愿意,再行续约。生儿育女由公众设立的机构来培养教育。人死了火葬,骨灰统统用作肥料,如此等等。现在看来无足新奇,但百年前连西方也很少人能如此想、如此讲。这些思想当然是非常激进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写了这本自以为"至善至美"的大著作,却坚决不让它出版。他拒绝学生们的多次请求,终其生未出全书。为什么?他的一个学生说,"(康)思大同之治,恐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虽然当时也大喊过要"全变"、"速变",并且故意打着圣人孔子的旗号和所谓"公羊三世"说,来要求这种"渐变"。虽然今天看来,他在具体策略上仍嫌过速和性急,不如严复稳健,但这有主观(康只是普遍士子,不熟悉北京官场的政治力量,如帝、后双方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和客观(所谓"外患日亟","国将亡矣"的救亡形势)上的好些原因,难以深责。总之,比起他的"大同理想"来,他是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庞大而落后的中国和一个腐朽了的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统治政权),想以渐进的不流血方式使中国迈向现代世界。他认为,只有逐步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才能真正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西方式的民主、民权的政治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渐进,慢慢来。在《大同书》里,"去家界作天民"即实现个体自由,是最核心的一章,其中特别揭露了传统家庭和社会对妇女的惨酷迫害。但当时康有为所具体做的只不过是不让自己的女儿缠足,成立"不缠足会"而已。这也就是梁启超讲的"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其行事恒践乎极小极近,以是为调和,以是为次第。"(梁启超:《康有为传》)?
  
  上面异常简单地回顾了一下历史。百年前是三种倾向,三派意见。对照今天,不几乎仍然如此么?并且仍然是"中体西用"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全盘西化"思想则主要在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和海外"民运人士"中流行,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尽管这两种意见不一定再用"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词语,代之以"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人权"、"民主"等等,其内容实质并未改变。而我所提出的"西体中用",则正是针对这现实情况和这两种倾向和意见而发。从历史说,则可看作是对康有为的改良思想更为明确的继承和发展。
  
  三、"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
  
  所谓"更为明确",是指对"西体中用"中的"体",我作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的解释。本来,"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说。但我在1989年的文章中就指出,"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所以,以现代化为"体"也好,名之曰"西体"也好,首要便是指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本体亦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在现代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变化。人们不再骑马乘轿而坐飞机汽车,不再用油灯团扇而有各种电器;人也不只是填饱肚子,而有各种游乐需要。康有为曾说:"夫野蛮之世尚质,太平之世尚文,尚质故重农,足食斯已矣。尚文故重工,精奇琅丽惊犹鬼神,日新不穷,则人情所好也。故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崇高,所崇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自出学校后,举国凡士、农、商、邮政、电线、铁路,无非工而已。"(《大同书》)这就是现代社会、现代化的"体"。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迈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这也就是"西体"。
  
  我这个看法既不同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现代港台的新儒家和大陆的新国学。为了对抗它们,我提出"回到原典",即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的儒学,即回到马克思和孔子本人。大家都知道,孔子本人很少谈心性和形而上学,颇不同于宋明理学。孔子很注意发展经济,讲"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宋明理学所特别推崇的孟子,也讲"救死难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即第一位的问题是吃饭。孟子说"盍反其本矣",这个"本"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等。他的"不忍人之心"正是为了"行不忍人之政"。经典儒学包括孔、孟、荀都不像后世宋明理学或现代宋明理学即现代新儒学那样专谈心性,以道德为社会的本体,以致引出对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残酷律令。我以为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这还是张之洞的那一套,我是极不赞成的。甚至包括《易传》讲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些后世理学津津乐道的所谓"生命哲学"的语句,我以为也应该首先把它落实到"民生日用"即人们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来,才有真正的坚实基础。抛开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即现实的生活、生存和生命,来高谈"超越的存在"、"道德的生命",实在是有些不着边际,于心何忍?我以为这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
  
  经典儒学如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更如此。粗浅地说,马克思主义可说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资本主义,一是唯物史观,其实前者也是从后者引申出来的。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只注意前者,并且把前者搞成只是某种文化批判。所以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回到唯物史观,以从这里开发出一种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人类所特有的科技工艺生产力的活动,也就是我所谓的社会存在的"工具本体"。我以为这是人类生活、生存、生命的基础、本源,即"体"是也。这就是对"体"的新解。
  
  可见,对"体"的这种新解倒恰恰回到经典儒学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从建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角度如何把这两种"经典"结合起来,是我所做的工作。
  
  四、"用"是关键:转换性的创造
  
  如一开头所讲,"体"、"用"本不可分,把它们故意分开,是为了在语言上突出现代化与本土传统的矛盾。因为尽管物质生活上的硬件--冰箱、空调、电视机等等世界通用,并无国界;但人们的生活软件其中包括经济组织、政治体制、生活习惯、行为模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思维特征等等,却因不同政治、文化传统而不相同,从而,由于现代物质生活的变化,就会带来各种大小不一、程度不同的对立和冲突。例如,过去的大家庭会变成小家庭,过去的集体观念会让位于个体观念,人们对权利、义务、利益、幸福、就业、报酬、竞争、合作…等等会有各种不同和对立以至冲突的看法和行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据以为生存基地的"体"(非商品经济的农业小生产占据主要地位)虽然已经日趋崩溃,但它的许多上层体系、价值观念、结构关系仍然存在,并成为巨大的习惯力量。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诸如个体与群体、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合作、权利与义务、幸福与正义、民主与专制等等问题,便与已有数百年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传统,会大不一样。这既不是简单踢开传统、全盘西化即可奏效;也不是抱残守缺、推崇传统便可成功。所以,"西体中用"关键在"用"。如何使中国能真正比较顺利地健康地进入现代社会,如何使广大人民生活上的现代化能健康地前进发展,如何使以个人契约为法律基地的近现代社会生活在中国生根、发展,并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仍然是一大难题。尽管讲现代化已经百年,各种方法也都试过,包括激烈的政治变迁(辛亥革命)激烈的文化批判(五四运动)以及激烈的社会革命等都未能使这个社会存在的本体迅速前进,中国至今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许多年。我以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建设性地创造出现代化在中国各种必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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