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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以个体主义的现代生活为基础的"社会性道德"("公德")与注重个人修养、稠密人际关系的"宗教性道德("私德")既相区别又可补充。特别是"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有一种指引、范导作用，中国传统在这方面可以作出贡献。因为这传统不止是古典书本上的教义、信条，而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是一种活的传统。如果在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上赶上西方，而又尽可能避免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种种弊病，不就可以避免前面所说的那种人类的灾难吗?这方面不还大有可为、值得努力去做吗?当然，在文化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可说。例如，我一直反对精英意识，即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主张淡化精英意识；但由于中国有悠久的"士志于道"的士大夫传统，在今后现代化和后现代社会中，比起现今资本主义(如美国)来，在引领政治民主方面，在指导客观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方面，在抵制、反对资本、金钱对大众传媒的主宰支配方面，……等等，人文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扮演更为重要、更为中心的角色呢?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事在人为，应为此奋斗。不止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我以为教育问题将日益迫切，下个世纪以后将日益成为以教育为中心的时代。这也就是我讲的"西体中用"的遥远前景。这样，也才能使这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一条真正的新路，从而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下面请提问题，我尽可能地作回答。? 问：请你谈谈你对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看法，应发挥什么作用?有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李：什么是"哲学"?这个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便值得研究，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哲学。哲学能发挥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也很大，很难讲。以前强调人人学哲学，于是有"卖西瓜的哲学""打乒乓球的哲学"等等。但这些到底算不算哲学?我有些怀疑。哲学的希腊文原义是"爱智"。恩格斯说过，学哲学能使人聪明一些。哲学的作用也许就在这里?但很遗憾，五六十年代学哲学，使人越学越蠢，因为只学会了拿几个条条、框框到处去套，自以为万能，其实毫无用处，但还振振有辞，学会讲一大堆空话、废话，这不是使人变得更愚蠢么?哲学本该使人聪明，为什么?因为哲学启发人去思考问题。一个茶杯在这儿，出去以后，你怎么能证明茶杯还在这儿?你虽然看到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但怎能保障太阳明天会升起来?…哲学就是在似乎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所以如果学哲学，我不赞成去读什么日丹诺夫式的辩证唯物论教科书，而一直主张读读哲学史。看看古往今来的哲学提了些什么问题?为什么提这些问题?例如，加缪提出自杀是哲学首要问题，其他都不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活着为什么，即人生意义的问题。哲学就是要能够刺激人去思考。这些话我以前已说过多次，也用文字发表过。今天无非是重复罢了。并且看来所答非所问。关于问哲学在当代中国"应该"和"可能"发挥什么作用，我答不出，还是上面那句话：让人们去思考一些重要问题，如此而已。? 问：李先生是中国哲学家，那么在你建造哲学体系时，你是采取"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呢?? 李：这可简单回答。我说过我是从世界角度来谈中国哲学，所以仍是"西体中用"。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他说："我为人类工作"。我为人类工作，而且中国有12亿人，这就是我的背景和"立场"。但考虑问题还是从人类出发。不过我并没有去建造体系。? 问：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关系怎样?? 李：两者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是同一的，战士沙场喋血，警察枪战捐躯，救火队员舍己救人，不都是两种道德的重合么?但有时却又是冲突的。好比不说谎，佛家叫不打诳语，康德把这作为道德的绝对律令，但是被敌人抓了，不说谎便出卖了同志，你能不说谎话吗?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但在现代法庭上你能作伪证吗?"天地国亲师"是仍然崇拜、敬爱、留恋的对象，但亲长杀人，老师作贼，家园被占…又怎么办?我曾举过救火等例子，说明道德有许多不同层次。我提出要在文化上"西体中用"，进行转换性创造，便是主张注意区分这两种道德，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系非常复杂，也不是这里一下能说清楚。? 问：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其根据之一是发现儒家伦理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对此你有何看法?? 李：我认为不要吹这种牛皮。中国人有时候自卑得可怜，有时候自尊得可笑。如果中国在廿一世纪下半叶能成为世界的大强国，其首要前提是假定中国经济按照现在速度增长、发展下去，没有大的变化。与1987年在新加坡答记者问时一样，我基本上仍然是"审慎的乐观"。只要不大乱，不打内战，中国就有希望。中国很有潜力。知识分子的潜力特别大，为其他国家所少有。前几年有人说精英都跑了，我说再多跑一些也没关系，再出去一批又会生长一批出来，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人多，家庭中又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从而知识分子相对就多。人多总会有质量。我记得1992年到美国时有人忧心忡忡说，"知识分子都下海了，没有人搞学问，中国文化完了。"我说即使十个走了九个，也还有一个，剩一个也就够了。要那么多的人搞学术干什么?并且下海并不容易，苦得很，比当学者、教授更难；所以既不见得都去"下海"，"下"了的也许还会回来。从七十年代末起，在国内外我倒是一直主张知识分子去下海或从政的，包括我的学生在内，中国迫切需要提高这些方面的素质。中国人聪明，这个大家都知道。下个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可能会真的强大起来。现在一些外国人已经有些害怕。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那篇文章，便表示出他们的一种危机感，还没到危机就有危机感，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却常常要么是自大感，要么是自卑感。其实应该有一种危机感。对存在的问题和危险提前和充分意识，这大有好处。还没开始便口出狂言，自高自大，这最不好了。? 问：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恰恰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小，道德弱化的地方，那么中国走向现代化应如何解决道德文化危机?? 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常常以道德衰退为某种代价。但人文学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量使这种衰退造成的损失或衰退本身保持最小限度。我现在提出两种道德的问题，正是希望能减少这种损失，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问：儒家伦理对儒家经济圈的形成起着根本的重要作用。请问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李：我完全不赞成。我认为从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儒家伦理并没起什么根本作用。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我以为是根本不同的文化。日本文化有它自己的精神--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它与儒家根本是两回事。但是日本有个特点，很善于吸收、接受、同化外来文化。它先后吸收了儒家(唐代)、西方(近代)、美国(二次大战后)不少东西。至于"四小龙"，那倒的确是儒家文化。香港、新加坡、台湾都是中国人，南韩的国旗是八卦图，但他们现代化的成功也主要不是靠儒家。香港和新加坡，我以为主要是英国文官制度起了主要作用。台湾、南韩也各有其经济制度、教育成果和时代环境上的重要原因。但这倒可证明儒家文化并不象全盘西化派所说的那样，对现代化完全是负面的作用。儒家学说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可以起和谐人际关系、维护一定的公平、正义从而协调发展等作用。? 问：你是否认为孝、悌、忠、信是人类新时代的需要?? 李："人类新时代的需要"是什么意思?前面已讲过，我以为在新时代有个很根本的问题，即教育问题。下个世纪，再下个世纪，全人类应该以教育为中心学科，这是一种新的教育。中国传统是士大夫教育，"学而优则仕"。资本主义的教育是意味着大量的专家：工程师、律师、医生等等。新时代的教育，是如何建立一个人，是研究如何建立健全的人性。人不同于动物，不能把人性归结为动物性。人性也不是机器性。现在人在工作时几乎只是机器的一个部分，人被电脑统治了。人从这种工作机器中逃脱出来，便进入了一种纯动物性的求欢享乐和感官刺激之中。人于是又变成了动物。这就是个"异化"了的世界。因此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如何去培养和确定它，以充分地自由地发展和实现人的个性和潜能?这就是任务所在。其实马克思讲过这一点，这才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所以孝、悌、忠、信不是一种先验的需要，而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某些情感或情感的成分、要求。机器人没有情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动物也没有情感，是情欲。动物不会写情书，只有人才有多种多样的爱情描写，文艺中大讲爱情、死亡这些问题，这就是人性情感。? 问：请先生就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谈一谈好吗?? 李：问题太大。制度现代化指什么?是政治制度还是别的什么?经济现代化应该是指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如果经济上是开放的，而政治上是封闭的，这只能在比较短的时期维持，长时期内恐怕无效。但政治民主要有一些前提条件，我在前面讲过，不重复了。现在国内外的一些人还是那么激进，包括一些我的朋友在内。他们恨不得立刻就来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我认为那绝没有好处，那不是负责任的理性态度。? 问：有人尖锐批评你否定辛亥革命，你如何看?? 李：我向来是两面受敌，在这问题上又如此。其实，说我"否定"辛亥革命并不十分确切。他们都没注意我一再说过："我们不必苛责前人，但要总结经验。包括孙中山和第一代共产党人，他们的革命激情可以理解，他们的情绪都是当时具体历史下的正当产物"。"要求快改革快革命以保种救国，这也无可厚非"等等。因此我们说的只是在当时本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走和平改革的立宪道路。当时清廷已宣布"预备立宪"，颁布了"宪法大纲"，组织了一班人马草拟各种条例、法律，其内容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不错。当然，清朝政府最后犯了几个大错误，如"皇族内阁"，大权全交满人垄断，人为地使满汉矛盾更趋恶化，恰好证实了革命派的反满宣传；二是所谓"铁路国有"，极大地激化了与地方政权的矛盾。辛亥革命就是因为端方领兵入川平息路潮，武汉空虚，首义一举成功。各省虽纷纷响应，但如果袁世凯不让其部下攻下汉口、汉阳后故意按兵不动，革命仍会失败。所以，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可选择性，并不是那么"必然"。辛亥只是一例而已。1949年革命也如此，当时是蒋介石、陈诚等硬要打内战，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面。要讲"历史责任"，当然主要都在所谓"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清政府和蒋政府方面。历史本不能假定，也不能重复。讲历史，是为了今日和未来。因为过去只讲革命的合理性，而无视历史本由人创造，它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另外的可能。康、梁和立宪派的改良路线、共产党当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都没有实现，却并不能证明革命就一定是"历史的必然"。我不赞成黑格尔讲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即必然的)"那种理论逻辑，实际上政治史、军事史充满了偶然。我要说的，不过如此。? 问："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是你的一个核心观点，对不对?如今你强调发展经济，把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等等放在次要地位，是否你完全站在"无情的"历史主义的方面?? 李：这个"二律背反"的确是我一个核心观念。我认为这一"背反"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无可避免地存在，正好像康德讲的"非社会的社会性"，黑格尔讲的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等等一样。关键在于掌握好二者关系和比例即适当的"度"。这个"度"因时期不同(如经济起飞、资本积累时期和进入小康时期之后，等等)而大有不同。尽量不使这个"背反"造成巨大悲剧和灾难(如经济迅速发展但两极分化恶劣，像当年伊朗，以致引发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的革命，等等)，相反而促使它化作某种社会生活的"动力"(如追求利润和保证社会福利，使两者有平衡的比例关系等等)，这就是我所怀有的梦想。? 问：刚才你提到亨廷顿那篇文章，请再讲讲。? 李：那篇文章强辞夺理，并无学术价值，但几乎引起了全世界包括中国人的注意。为什么?值得研究。我以为这恰好说明搞"中体西用"，强调本土文化传统(语言、宗教、文化)是根本、是本体，不可改变，从而提倡民族主义包括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等，那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被引入歧途，造成战争。亨廷顿的文章对于提醒这一点，很有用处。? 问：老一辈以经世治用的态度对待生活，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应采取价值中立，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 李：应该是多元化的，这问题我已回答过多次，足见中国传统一元化的思维模式源远流长，相当顽固。其实，有的人愿意为学术而学术，价值中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挺好，中国正缺少这样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有些人说我就是要为人民呐喊，为崇高理想而学术，也很好。这都是个人的选择自由，不要干涉，不要一元化。相反，应该尽量发挥文化的多元化，允许各种爱好、兴趣、意见、倾向、风格的存在、争辩和讨论。其实中国古代也有过"问孔"、"刺孟"(王充)和"疑古"(刘知几)等怀疑讥讽圣人的著作，以及"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王守仁，李贽)的思想或名言，至于猛烈抨击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主角如程、朱、陆、王(颜元等)更是家常便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有某种"自由"学术传统的。为什么今天不可以把它转换性地创造为现代的多元、宽容的自由学术气氛和民主精神呢?当然，总的说来，中国传统仍然从根本上缺少多元和宽容，总是以一种价值观念统领一切，这就更需要今天来自觉予以改变。我有一个同事，学问很好，他说："我学外语就是为了玩"。虽然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玩，我宁肯去玩麻将牌，我学外文可不是玩。对他"玩学问"的态度，我不能接受，但也不反对。应该各有自由，可以不同意，可以争辩甚至争吵，但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硬要别人接受。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这才是多元和宽容的现代精神。它也是今天迫切需要的一种"社会性道德"。所以，我在文化上既不是国粹派的保守主义，也不是西化派的激进主义，倒可以说是蔡元培式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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