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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写《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时，有种质疑，他强烈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危机，她被批评过，她自我不能确定是艺术家，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确定，价值体系是紊乱的，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仅仅反讽，我们批判、我们质疑一位艺术家很不可靠很荒唐，这个不够，不是这样的，那卡夫卡写这部作品，他意识到这点，伟大就在这一点，他一方面说她是艺术家，反讽，一方面说他不是艺术家，她自卑，厌恶，恐惧，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摆动，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不是艺术家，二元的叙事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说这样的话，还是被封闭在传统的叙事经验里，他要进一步拓展约瑟芬的承受能力，他就一定要写她的犹豫不决，一定要写她不断变化的身份，他就一定要她不断变化身份的时候周围人存在的那种认知和感受，公众也很疲劳，大众也很疲劳，社会也很疲劳，甚至一种制度也很疲劳，疲劳并不仅仅是主角的，并不仅仅是艺术家约瑟芬，而是高度一体化的系统化的社会始终面临着崩塌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在衰竭，怎么办？所以我就说，看了这个作品你就会发现，人生像小丑的，人在表演，首先是约瑟芬在表演，口哨吹得特别好，吹出各种旋律，表达民族的心声，当她悲伤的时候，她的口哨立刻变得特别的抑郁，变得特别的滑稽，变得特别的不可亲近，公众知道她，都在倾听约瑟芬的口哨声的时候，判断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艺术的方向、艺术的感染力，早晨的口哨特别好听，晚上的口哨特别难听，怎么办？那么公众什么态度？公众一致要求约瑟芬用饱满的精神来吹口哨，这是正方，这是歌颂约瑟芬的群体，还有一种厌恶约瑟芬的听众，他们巴不得她不能吹口哨，甚至巴不得她失声，声带撕裂，不能吹口哨，实际上是对艺术的拒绝，进一步往下看，实际上公众也体现了他们的暴力，公众也忍无可忍，公众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整个小说处在这样一个通道里面，在不停地变化，每一个人的身份紊乱了，每个人都不能坚持自己的自我批评。那我说，用这样的视角来凸现民族的方向，比单纯地歌颂一个民族的伟大前途，或者是恶劣地、穷凶极恶地去指责、批评一个群体的意识、美学的方向，这个强度是不一样的。首先困难在于，卡夫卡提供了复杂性，每个人是摇摆的，这暗含了这个社会现实，实际上每个人真正的际遇是相同的，是相遇的。所以象这样的作品，所以它犹豫不决，卡夫卡提供了复杂性。某种高度加速、累加的冲锋般的意向书写，可能特别好，那我们还不知道，这样写也挺好的，这样写也很意思，这样写也很有效果，这样写也特别能够把握一个民族的艺术方向，甚至这个方向是以停止这个民族的艺术前景为代价，很真实的，甚至倒退了，为什么不能表达呢？文学是干什么的？文学需要真实表达，人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就是要传达这个审美经验的过程，你没有遇到过的，你从来都没有想到的存在图景，我写给你看，来到你面前，使你觉得我们被告知人类生活是这样的。 小说是对抗生活深层失败的方式之一 所以，就到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小说干什么？小说是这个世界对抗生活深层腐败有效的途径之一。这不是危言耸听，我并不排除有人特别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是特别值得赞扬的，因为这种热爱的情素，如果每个人都悲观厌世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没有人喜欢悲观厌世，是热爱，是情感，是正义，是善良，是所有正面积极的词汇背后的人类的信息、资源，在承担历史的后果在往前，所以象我这样的作家，我从来不排斥像余秋雨先生那样的正面的整合我们的资源，热爱我们的文化，但是我说，在这个后面还得需要有人、有作家、有知识分子，还得需要有每一个个体去发现在遗忘的角落里面，经过一个反向或逆向的过程来热爱生活，处于困境中的人，生活面临腐败，内在生命的机制，心灵最幽暗的角度面对着障碍，他有问题，有问题的一个人也有生活，但谁来帮他一把呢，如果他不能立刻去热爱呢？是不是有人像他一样来感悟这个世界，使他能够也象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这么健康、文化这么丰富、这么美好、传统这么悠久，也需要热爱，那我说，小说真的和散文、或者说诗歌文体样式承担的不同，小说从它最早诞生的雏形，或者说从它最主要的流程来看，小说往往是流浪的，讽刺的，个体的，个人的，特别是现在的小说更体现某种自我、细节，那为什么说这种细节能够对抗生活深层的腐败呢？如果一定找其中的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姿态，能够抵抗这种消极的、深层的生活的腐巧的倾向，与之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它能够对抗，小说提供的积极性，所提供的阅读的兴趣、经验的冲动甚至是回味，它能够有效地抵制，包围在一个早起卖菜农妇的早晨五点面对黑夜的时候的某种忧伤，小说能够表达这样一个农妇的准确的内心，能够让整个人类知道压迫在这个农妇面前的生存压力、存在的艰难，抓住她隐蔽内心世界中的一点亮色，然而他，不象诗歌那样直接去歌颂她内心的亮色，她的希望，而是用一种细节的方式、以小说的方式，甚至用荒涎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来回亿一段往事、来组织一个事件冲突，从而来凸起，有效地仿制这样一种包围她生存的困境，外观的事件背后还有东西在支撑，这是什么？这实际是提供一种阅读，是流通的，是可获取的，这是什么？不是简单的歌颂，它一定是在阅读的快感过程中，使你产生、建构那种良知，所以小说的这种方式是能够抵制这种腐败的，我从来不敢忽视这样一个对生活的某种腐败作出抵抗可能的坚持。 在传统的经典作品当中，特别在人道主义的高峰，比如在托尔斯泰作品中，在《复活》里，人道主义强大的精神，也对丑恶进行了辩析，对正义的社会情景提供分析，托尔斯泰也这样认为。但是，生活的腐败并不是社会面对什么压力，不是战与和，给生活带来的腐败，不是外在的有钱与否，不是阶级立场、社会变革，健康与否，给人带来腐败，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面对复杂际遇的生活，是生活本身带来腐败，这样的腐败更隐蔽，更看不见更摸不着，更沉默，但有时对人的摧毁，更生动，更悄无声息，更微观，更有效果，对这样一种摧毁，怎么去帮助，我想小说提供了某种可能。 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我说第二个第三个作家，那么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乔伊斯他有一种天赋，大量的文体上的颠覆，无穷的分割，颠倒，普鲁斯特的时间处理，但这并妨碍《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这两部作品是人类的经典作品，是大作品，小作品很重要，大作品也很重要，大作品至少写的时间很长，写得很累，一般的，从我们现在来看，叙事的方式带动了人的感知方式变化，不像在古典作品偶尔展现的那种，它是颠覆性的。《尤利西斯》就是一个神话的改写，里面所有人物的独白、内心呈现，无所不能企及，我不建议大家去读这样的作品，如果读过也不要后悔，毕竟我们是与伟大的作品相遇，刚才说的三个现代经典小说作家。 美国 那么我们说第二个方面，离我们最近的，才过去，有两个国家特别值得我们去重新看，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的美国，很显现的、很强势的，无论是从文化，包括价值方面，当然更是从物质，从宏观去讲，所以美国特别值得关注。还有一个是法国，现在一种倾向，那么我说小说是反观念的，有可能存在一种泛义的哲学的文化的观念变形，这种观念变形的特别快，很多法国朋友，很后现代，他们提供了很多分析这个世界的先进工具，它为人类提供了许多，影响了电影、影响诗歌、影响权威意识，影响先锋作品，甚至影响社会组织，这种观念的变迁，实际上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的。说20世纪，像福克纳，他的作品，当然也有非议，但是影响很多作家，拉美也出现那么多巨匠。刚才我说的主题，小说能够抵抗生活深层的腐败，有特别完整的体现，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等，都非常著名，《八月之光》文本难度可能是最高的，很多作家都这样认为，《八月之光》很好，《喧哗与骚动》，兄弟姐妹们的性格各不相同，有的特别坏，还有一个是白痴，那么这个白痴怎么写呢？白痴也可以写啊，白痴的心理活动可以通过意识流的方式去书写，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写，无论是对白痴的书写，还是对一个恶的势力的书写，实际上是为了共同构成一个世界，这种所谓的恶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恶，恶成为了一种经验材料，这个意思实际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腐败生活的可能时，我们就是要抓住这种可能里面的，你有可能去抵制的东西。所以，比如说，白痴的内心活动，如果你同情一个白痴的话，你会去抵制一个白痴的书写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也意味着，生活的腐败是一种可能，是包围在你身边的一个随时可侵入你的一种特别坏的条件，你要想解决这个条件、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方式是书写，小说的对抗腐败是书写，书写本身是抵抗的条件，比如我们认为老大很坏，有些朋友会说怎么这么坏？这么坏有道理，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他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他是有一个自发过程的，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反感，我们也会自问，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去掉，仅仅是视角、把自己可能移植到作品中去，放到作品中，这种可能某种意义上讲，它催生了许多现代作品。传统的作品，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它是不会直接把一些恶的坏的东西加入到作品中去，但现在的作品可以这样做。 关于穷人 美国还有一位作家阿瑟米勒，写了《推销员之死》，是个话剧，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我在博客里写了一篇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写的是美国无产阶级，从阶级立场来分析，我说无产阶级它就一定要从历史形态上被定型吗？从来没有这样说，美国也不是这样，它也有穷人，特别是现在，卡佛的《大教堂》，就写穷人，就写穷人生活的际遇，实际上它也一点不影响，不影响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卡佛的作品里面我选择《大教堂》，还有一个叫《羽毛》还有《好事一小件》，如果没有读这些作品有点可惜，毕竟象这样的作品很难得，还有一个，我建议，我没有想到，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或在西方社会里会有人这样去写穷人，可能每个人写穷人的方式不一样，比如我们中国有位作家叫朱文，他写把穷人偷偷打晕，他写穷人写得故意很粗暴，就是给穷人一点出路，就是说他体现90年代的另外一种张力关系，在市场化消费化的社会里，还是有人在那样的生活方式上，让那种生活方式也能够成为一种普遍化的，也能够关照，但是我们看卡佛《大教堂》里就不一样，它有一种新的东西在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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