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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西蒙的《弗兰达公路》，类似这样的法国新小说，它完全是一种客观化书写，完全是无思想无象征的，剥离了所有的小说以前可能承担的隐喻的东西，直接书写看到的、具象的、客观化的世界和存在。就是说，就是把写作符号化，反象征，对应的是后现代思想，点状的无中心的反思想反权威，这样做的人今天特别多，不要中心，为什么要中心呢，如果有中心，那么多中心强加在我们身上并不使我们愉快，我们有没有权力反抗这个中心，丢开这个中心，不在这个中心包围之中，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力，我认为有，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保守角度上看，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个中心，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紊乱，是不是所有地方都陷落、摧毁、瓦解了呢？进一步讲，是不是这个世界被一个中心给抓起来了呢，那也未必。世界并没有那么可怕，小说会告诉你这一点，没有中心也不要紧，世界全是痕迹，随时可以抹去，整个世界一片分裂，到处都是杂音，人类就不自在了吗？人类就即刻被告知走向灭亡了吗，实际上也不是的。那么法国那些思想者，在思想上告知你，比如说利奥塔，指出了宏大叙事的危机，当代人再写一篇《战争与和平》是不可能的，他就指出危机，没有人再像托尔斯泰写的那样虔诚，《悲惨世界》也不可能。我们从来不敢小看年轻人的审美、这种需求，往往他们会成为下一个中心，成为下一个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力量，谁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如果谁要忽视这一点，就忽视了这个世界未来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说卡佛小说，为什么它一到中国就被接受了呢？包括被中国的左派所接受，是不是他的立场是左翼的，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左右这个区分，不是说穷人是左翼，不是说抵抗是左冀，但是我们在阅读经典作品的时候，在接触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立场，带着视角，有可能接触卡佛《羽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带着同情心，带着同情穷人生活的心情去选取这样的作品来接受，那就说，我们现在在看小说的整个发展历史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取消了中心以后，没有中心了，那个控制作品隐暗的背后的人生主张、世界观是什么？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看头了吗？难道整个世界是扁平化、难道整个世界是点状的吗？难道整个世界是网络化？这只是作品，你被这个作品吸引，到你面前之后，你被这种陌生性所强制的，这种没有中心的话题本身，覆盖了这个话语的危机，或者说覆盖了其他的可能，那就有可能还是有中心，并不是说有什么强加给这个世界，而是所有的人共同参与了对威权的塑造、建构和成立，我们能否预知，民主化、网络化、平民化、多重文本的写作的趋势里面，最后会见证什么样的东西？比如我们的社会是后现代的，麦当劳和中餐并存，这个后现代的图景，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他有可能是对现代化状态到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无法对抗，我们无法真正判断美学的走向，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背后就没有东西。 这就是说卡佛小说，特别象《好事一小件》这个作品，也许有人看过，就是说去订一盒蛋糕，很不幸，订了蛋糕以后孩子去世了，然后女主人公和店员谈定了送蛋糕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店员不知道她有丧子之痛，从送蛋糕这个细节上产生了争执，矛盾不断激化，我们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替她着急、替她焦虑，不对称，越是信息高速，越是知识爆炸，越是信息不对称的时候，越是资源和文明崩溃的时候，往往是这样，一个轻微的微小的细节，一个歧义就有可能导致一个重大的差别，导致一个重大的人生经验，千万不要以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错误的，是客观的，实际上它是普遍化的，事情往往这样的，《好事一小件》在这样的不对称中在这样的错误中展开，只知道他的身份是美国平民，是所谓的美国下层人，就是说整个小说的叙述的生活中这一点还存在的，我们难以想象，象卡佛的作品，假如说这是表达上流社会的一个错误，是不可想象的，上流社会也有错误，它也有它的问题，但它的问题一定不同，那么就是说，卡佛比如他写《好事一小件》这部小说，它最后的结局，丧子的父母到店里去了，告诉对方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候小说体现了另外一种东西——和解，是应该求得和解的，这种和解是内心的和解，人是有弱点的，一味地强调那种张力对抗抵制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小说的可能，它有很多可能，这种和解方式很宝贵，它就是要和解，内心的强度一定要被下降，哪怕是痛苦的，哪怕是尊严遭到了诬陷，人的存在遭到了摧残，它也应该给下降到一个常识的存在，也应该被下降到一个现实的存在，只有下降到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们才能够知道这种关照是有效的。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么多网络作品，那么多自由写作的作品，甚至是往往是对经典作品的改写，那些悬疑的，那些对不可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那些极度的社会实践作出书写，在当代社会，在今天，在网络时代，我们对它作了瓦解，我看到很多网络写孙中山，很多网络更往前写什么皇帝的，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在缓解，就从话语的角度上，所以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必须在当代给它一个结果，恰恰在当代，它不是以一种所谓官方的宏大的、思想的、中心的视角去给，而是以平民的自由的、不设防的方式。这在今天的网络作品中是不用质疑的。 一种轻的方式 下面还要讲三个作家，他们也是现代的也是上世纪的，但是他们有新的体现，也可以称为后现代倾向，或者称为我们自己的倾向，一位是卡尔维诺、一位是博尔赫斯、一位是纳博科夫。小说它有轻与重之分，我说卡尔维诺是最轻的作家，他的书写，他的书写的效果是最轻的，并不是抛弃了重，而是用特有的小说的方式以轻来表达了某种重。他的《意大利童话》包括他的短篇《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包括它的一个非常别致的《寒冬夜行人》，可能有些翻译名称不一样，《寒冬夜行人》我想抓出来讲，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好小说，但它是一个经典作家的作品，特别体现在，经典作家他也会写歪掉，他也会写差，他会写得有那么一点问题，《寒冬夜行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作品，但是12个中篇作品里面，都写了一个开头，都说明一个故事刚开始，然后他用各种方式进入到另外一个故事，进入到另外一个故事并可怕，这是小说的技巧，甚至可以说是低级的技巧，就是古里古怪的一个策略，只要稍微聪明一点人都会觉得，任何职业写作的人用首尾结合的方式写12部小说这易于反掌，但我觉得他写的不那么一般，即便不那么一般，但还是有问题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他反向，他以小说的方式反对了小说，就象一个唱戏的人，比如说他应该是花脸，他撕破了他的脸，同时他还在唱京剧，这有必要吗？一个正在唱歌的人突然作了停顿，有必要吗？一个正在绘画的人，他撕毁了他的画页，又重新进行绘画，或者对它局部进行摧毁，除非这个技术是为了搭建后面共同的延续体，一个艺术共同体，否则，这是对于艺术的反动，那么我说卡尔维诺，他就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小说反对小说，它是一个故事，通过什么来进行转换呢？比如看到某页，把某页撕掉了没有了，他必须到图书馆重新借这本书来看，在重新借的这本书上发现另一本小说，这是什么叙事呀。在一个传统小说里面，这样的叙事是不是很可笑呢？它是不是越过小说叙事的边界？因为小说叙事一般通过事件、人物，氛围、场合，通过小说要素来进行小说叙事的拼接，完成叙事的流程。如果你用一个外在的，偶发的、突然的一个事件来打断小说，重新再进入小说，你说这还是小说吗？如果你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从后现代的视角来说，难道一定要对小说设一个限度吗？它也不是。小说就是写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也无可厚非。 但卡尔维诺除了这些作品外，还有《看不见的城市》这样的作品写得非常好，以一个到中国传教士的口吻，对成吉思汗口述的方式来写他看到的所有城市，在今天看来他是特别敏感地预计到了，他很准确的抓住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写到某个城市，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全是水管，全是管子，你说可能吗？我说完全可能，以后有的城市就是这样的，人不多，全是管子，里面供气、供水、供油。还有一个城市全是绳子，全是密密麻麻的绳子，还有一个城市语言快不行了，每个人都紧张不能说话，你说可能吗？也很有可能，这样的艺术品很重要，不是写一些感动的东西、歌颂什么，这会对人类有什么作用？写一篇很怪的东西也很重要，我说这样的一个作品，你写感动的东西，也可以写一点很坏的东西，一定切近内心的东西。很多坏是暴力的坏，我们现在所说的坏是一种无序的，一种没有价值的，那种社会真的有可能。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达到40%-50%了，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真的会被抛开了，每个人来城市生活，《看不见的城市》这样的作品，对中国简直太生动了，还有一个城市它建在空中，有可能吗？也有可能，有可能把城市建在月亮、建在火星上，也很有可能，小说有意义吗？很有意义。他的观念不一样，一个社会学家，他有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讲述未来社会是什么样，但卡尔维诺不一样，我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 小说的文体特别不适合歌颂，如果一个人，如果歌颂不是他的关键词，而是真正的揭示现实，真正把自己的世界作为最有效的累加的沟通，把自己导入这个世界，介入了社会生活，全方位地、生动地介入到生活本身，去干预他生活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歌颂，这是卡尔维诺。 博尔赫斯 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作家，博尔赫斯，他对我们理解小说，特别理解小说未来的可能，或者说理解作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非常重要。许多人在学博尔赫斯，中国有很重要的一位先锋作家马原，从博尔赫斯身上拿东西，拿学习方式、甚至拿那种语气，就是说，我跟你讲一件事，这件事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可能还有事情，这个事情很怪。博尔赫斯他的小说不多，一部长篇都没有，如果火星上还有人，这个人还具有人格，还能下放人间，如果他看了博尔赫斯的小说的话，他也会吃惊。在这样的叙事里面体现它的奇迹，那么出人意料，经验方式的怪异，短篇小说的精致，我认为，他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我不觉得他的每一个短篇都很好，但他有一部分小说非常好，恰恰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些小说我觉得反而不够好，象《玫瑰街角的汉子》就是一个效区的街角的男人的争斗，可能为了女人、或者为了一句话，或者为了一个态度杀人，它就有意外性，即便在这样的作品里，它也体现了认知的深度，那种意外的变化，体现一种经验，体现叙事上的新的东西，如果你把一个材料放到另外一个材料里面，对这个材料处理的时候，对这个材料的处理的漫不经心，它就是一种漫不精心的态度，反映了一种观照的能力。《曲径分岔的花园》，一个人如果为了告知一个情况，他必须去杀一个人，他才能把这个情报公布在媒体上，才能够把这个情报公布出去，这只是一个桥梁，我相信中国作品它都能做到，这不算什么，就是通风报信，但是在这个作品的背后，还有东西，他写了一个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是这个小说进行了一种小说深层的膨胀、爆炸，他真正引爆的深度的东西，深度的文化细节，引爆这个东西是为了沟通，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故事都引爆，告知故事的共同体，进入了一个极端，故事是想像的东西，这与想像实际上是一致的，存在于历史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这本身有灵魂，但是说，你要把这个故事、你要把这个多元化的多民族语言推向世界，甚至把被湮没的历史的东西抓出来，这就要建立一个想像的空间，而且他要追问，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要建立在想像当中，孤立的文化背景，这个表现在，它有趣，有趣最重要，有趣对抗一切，它有趣它可以对抗病魔，它有趣可以对抗绝望、它有趣可以对抗悲观，它有趣可以对抗浮躁，它直接和个体之间、和读者之间产生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么博尔赫斯，他的小说很有趣。他还有一个小说《南方》，《南方》就是一个人，某一个男的，他突然在家里面，头破了，然后到疗养院去待几天，去坐火车，下了火车，到了一个地方被卷入一场争斗，莫明其妙被卷入，你说什么东西可怕，很多东西可怕，但这种可怕也很有现实性，可能很多人在年轻时都有这个经验，并不说明他很胆小，他害怕事情，不想卷入一件事情，这是主观的，小说不停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在经历这样的事，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进去，有几个人在搞无聊的事情，实际是与他没有关系，最终是什么结果呢？他被迫拿起刀子参与决斗，如果在俄罗斯或者欧洲这些传统社会里，在这个经验里面，决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系到人的尊严、生命、价值，但在现代的南美社会，他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灵魂，假如你看不惯一个流氓你去跟他决斗，离开了这个现实也可以，离开这个社会也可以，但是他必须参与，这很微妙，他为什么要参与？就是说把一把刀子给他，我不去决斗，我要跑，躲到卫生间去，像个真正的胆小鬼那样，拦一辆出租车或找一匹马来，一下子像做梦飞起来，从屋顶飞到月亮上去，离开了这个空间，离开了这个现实，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他没有，他最后拿起了这个刀子参予了这个决斗，这是这个小说最值得品味琢磨的。他的所有细节里面，给了足够的准备，他是一个特别注重存在尊严的人，在他的存在自觉里面，他必须要主张他自己的存在，他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存在要得到表达，至少得到重视，他必须要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他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存在，得到自己的重视，我存在，存在那就意味着不是孤立地存在，不是意识上的存在，从意识上的存在跃升到事实上的存在，要本质的达到，只有存在迫使他，迫使他必须去战斗，必须去决斗，所以他才会拿起刀子。那不仅仅是尊严，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可能在坐地铁的时候，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那种存在的自觉，那种主体意识，我相信比以前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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