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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复不同，梁启超将“公理”更多地归结于一些与人性内在来源有关的东西。当严复突出一种推动人类进化的宇宙力量时，梁启超强调人类自身改变现状的内在能力。如果严复采取了某种（类似）实证主义的方法，对普遍世界与个体间的互动关系作出解释甚或进行某种试验，梁启超则确认了人类修身淑世的意愿。然而，严复与梁启超之间的差异可能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严复在穆勒和赫胥黎的理论中发现了某种重绘理学的“天理”和“物”的分类图景的视角，梁启超则力图将他新学得的康德哲学溶入儒家从孟子以迄王阳明所一路发展出来的心/性观念。因此，当“公理”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下，被用来调节人与“物”的关系时，严复和梁启超再一次激发了理学内在的主题紧张性：严复强调以一种清晰明确的方式表述宇宙的认知秩序，梁启超则倾向于道德自省力的培养。 在汪晖看来，这一区别可以从梁启超对各种形式的公共领域，如报纸杂志、政治和知识性质的团体和各类学校的鼓励提倡中看出来。通过这些交集点，梁启超希望教育“新国民”，以便实践“公理”。对梁启超来说，社会实践和道德表现是一体之两面，他不像严复那样斤斤计较社会学式的有机计划，他的现代性大计毋宁更呼应三代“礼乐之治”般的和谐人性。 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力图在“公理”之下建立个人、团体、社会和民族国家的联系，由此也形成了晚清的主导性话语。相形之下，章太炎是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主流话语的激烈批评者。对许多学者而言，章太炎是一位怪异的保守主义者，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但汪晖却不这样看，他指出比起同辈那些看来前卫的想法，章太炎的方案也许更为激进，而他的现代性恰恰在于他对严复、梁启超等辈所构想的“公理”，提供一种“否思性的辩证”的能力。 汪晖认为章太炎理解严复和梁启超的改革方案，是基于个人相对于社会和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的基础上；章太炎也认识重铸个人主体性的必要性。但他对同辈知识分子不能更深一步从传统羁绊中解放人性，不以为然。章太炎保持的怀疑论让他对严复和梁启超解释“公理”时所仰赖的儒家观点，发动攻击。 章太炎的知识体系非常庞杂，除了儒家以外，他还通过日文翻译吸收了康德和叔本华的思想，同时还结合了唯识宗以及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对于章太炎来说，一个真正解放了的“我”不仅能够反抗各种思想、政治和社会的成规，更重要的是能对“我”执作出全盘否定。我们信奉的“公理”极致，必须能抹销一切，包括自己，归为空无。章太炎认为，只有当世间万物都降为无的水平时，一种真正的平均主义才有可能产生。在这一点上，汪晖提醒我们注意章太炎与唯识宗（它将个人看作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世间万物都是独立的空的存在）和庄子哲学（他主张万物平等，无论是有生命者还是无生命者）的关系。由此建构而成的社会、团体和民族国家可以被认为是虚构的和暂时的，随时都有可能消解在宇宙变幻不定的洪流中。这可以让我们想起章太炎的一句名言：“依自，不依他”，因为“自我”永远处于自己的解构之中。这也是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另一种原型理论的一个遥远的回声。 章太炎对集体，甚至是任何集体之内的自我观念的激烈排斥，透露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对他的影响。实际上章与后者也确实有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但问题是，章太炎是如何发展出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并以之为对西方从市民社会到民族国家的集体和个人话语模式的批评？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支撑，使得章太炎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主义式的维度，它蕴涵着一种“可怕”的自由。对于章太炎来说，只有通过持续的自我否定，一个人才能真正达到自由选择的境界。吊诡的是，这一自由选择中还包含了诸如民族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之类的内容。因此，章太炎作为一个汉民族认同政治、革命和国学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汪晖总结章太炎在理论框架和历史关注两方面，对严复和梁启超提出了批评，因而对“公理”的论辩作出了否定性的贡献。 在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中，汪晖考察了清末民初科学作为流行话语的现象，并视之为现代情境下，“天理”与“公理”对话关系的一种独特的展开。科学在十九世纪末的兴起，无论是在概念创新还是在技术突破的层面上，都代表中国现代性萌芽的最强劲的征兆。汪晖认识这一事实，但却表现出了另一种态度。他没有去研究构成晚清科学发展的具体内容，而是在追问科学在这时候是如何被定义、被谈论，并作为一种“话语”的形式传播。他认为在一个大觉醒的时代，科学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神话，意味新思奇想、进步、理性、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等。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和“科学的”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公众所认可的“公理”。 这卷中，汪晖非常谨慎地处理了以下的主题：科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在晚清的创立；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科学话语的方案（具体表现是陈独秀对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信奉；胡适对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推崇；以及吴稚晖将科学看作日常生活实践的看法等）；东西文化之争（如梁漱溟的论文所具体表现的）；以及科学和玄学之争（具体表现为张君劢和丁文江的争论）。通过这些运动和争论，到抗战前夕，“科学”已成为了所有其他话语实践的主导性基础，无论是在政治学、美学、哲学、教育、文化、医学、性别、社会建构等方面，无不如此。 就如前面三卷，汪晖在追溯现代科学话语的曲折变化时，显示惊人的精力和耐心。需要指出的是，汪晖不断回溯前三卷的主题，并在现代的语境下观察其变化。他问道，当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知识系统进行了激烈攻击时，理学中的“天理观”却如何不可思议的又偷渡回来；科学如何被作为一个推动“公理”的借口，而所谓“公理”未必只是知识的结晶，也更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动机。在以科学为名的知识、社会想象中，传统观念像“理”、“物”和“势”仍然如影随形地存在。 最令人关注的是，汪晖将现代中国科学话语的兴起与由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推动的全球性现代化联系起来。汪晖试图证明，尽管存在制度上的差异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晚清和民初、毛时代和后毛－邓时代，对科学主义的话语存在相同的结构性执着。他特别将这一卷的最后部分用以批评当代中国主流话语中新自由主义话语形式所存在的缺陷。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主义者追循哈耶克（FrederickVonHayek）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制订者将科学的方法错误地用在自然以及社会的管理上。汪晖指出，其实这些新自由主义者自己也同样陷入了类似的科学主义神话中。当新自由主义者鼓吹建立一个自律的、脱离国家控制的社会和市场机制时，他们并未，或不愿，理解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共谋关系——对于汪晖来说，这正是资本主义最具有欺骗性的一种伪装。汪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梳理全球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下潜在的进程，就不能充分理解科学主义的力量。这使得他的思想史压卷一册带有强烈政治批判色彩。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叠浩繁，历史视野庞大深远。由于其多层次和多形式的论辩方式，以及高度浓缩的风格，即使是对于具有相当知识背景的读者来说，都极富挑战性。此书的英文版权已经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取得。鉴于全书篇幅庞大，曾有学者建议先将下卷第一部作为一本独立的书翻译出版，但如此势必牺牲贯穿四卷本的曲折的历史线索和细腻的辩证。汪晖肯定会更愿意选择以缩节本的形式出版全书，因为不如此难以理解他的用心。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德威 王德威（DavidDer-weiWang），“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C.Henderson讲座教授。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二O与八O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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