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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军团菌”后，虽然也是侵害人的呼吸系统，其不少症状与河源的病人相同，但“军团病”重症病人会发生肝功能变化，甚至肾衰竭，而河源的病人主要表现在肺部的阴影。通常，“军团病”的暴发时间多在仲夏和初秋，主要是在封闭的中央空调房间里，现在季节却是气温较低的冬季，而河源市人民医院也没有中央空调。“军团病”的易感人群多为老年人、吸烟者、慢性肺部疾患者，同时，免疫功能低下者也易感染，而河源的病人，几乎全是青壮年。 “军团病”是细菌感染，为了证实这一点，肖正伦当即打电话回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询问河源送来的病人有没有做细菌培养，得到回答是：做了，但没有找到相关的细菌。 这就基本排除了是“军团病”的可能。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依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2点多，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性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7点多，睡了没有几个小时的专家们就都醒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会集到组长肖正伦的房间里，由于有了昨天晚上的充分讨论，基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于是着手起草初步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由邓子德执笔，只写了一张纸，不到500字。 接着，专家组带着这份调查报告，回省卫生厅汇报。 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是中国医务界最早为抗击“非典”付出代价的医院。叶钧强医生成为中国第一位被“非典”病人感染的医生，后来病危也被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和他亲手送来的黄杏初同在一个病区抢救。被传染的5位护士，其中有两位是孕妇，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了保住肚子里的孩子，很多药都不敢吃，靠着自己年轻的身体硬挺了过来。我到河源采访时，她还没有临盆，大家都很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我默默为她和孩子祈祷。还有两位护士，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找不到她们的名字。没人知道，她们不仅是中国最早受到感染的护士，还是最早为北京感染上“非典”的病人贡献了血清的“非典”康复病人。她们，一个叫肖冬梅，一个叫黄晓琴，两人都很年轻。我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见到她们时，问：“传染上‘非典’后有什么感想？”她们说：“感谢领导措施及时，保住了我们的命，恢复后我们又回到科室参加救治别的‘非典’病人。” 行为和语言都很朴素，朴素的美拨动着我的心弦。 叶钧强医生病情加重后，河源市人民医院赶紧为他联系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数日前护送别人到广州的叶钧强医生，今天却需要别人的护送。他躺在救护车里高烧不退，呼吸急促，连说话都很困难。妻子六神无主地陪护在他的身边。 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文杰博士有意将叶钧强安排住进了被叶钧强送来的重病号黄杏初的病房，此时黄杏初仍在住院。 2003年5月6日的上午，我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采访了黄文杰博士。这位广东省抗“非典”专家组副组长今年才41岁，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瘦削的身材，神情显得有些疲惫。 黄文杰是湖南常德人，1992年进第三军医大学攻读内科学呼吸专业博士学位，取得学位后，于1995年又考入北京军区医学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分配至广州军区总医院，一直在呼吸内科工作，目前任科主任。 黄文杰告诉我，2002年12月17日接收黄杏初住院时，当时黄杏初高烧持续在40℃上下，拍X光片发现肺部阴影扩大，白细胞高，出现呼吸衰竭，当天就给他上了无创呼吸机。经过观察发现用无创呼吸机治疗效果不明显，黄杏初开始神志不清，由于缺氧，表现出烦躁，甚至由于躁动用脚把病床旁边的铁围栏都踹断了，进而出现昏迷。第二天早上，果断决定给其插管，上有创呼吸机，要尽快改变其呼吸状况，补充氧气。当时，黄杏初处于昏迷状态，但仍很躁动，插管时好几个人都按不住他。用了100毫克安定又加上其他镇静剂，这才让他安静下来，把输氧管插上。补充氧气后，黄文杰又辅以其他抗炎药物治疗。 第三天（12月19日）上午，黄杏初醒来，并且逐渐神志清醒。黄文杰知道对于这样的患者，需要和他讲明白，寻求他的配合，对于下一步的治疗才有较好的效果。黄文杰坐在黄杏初的床前，慢慢地和他聊天，告诉他病情很重，有一定的危险，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配合，很难达到良好的疗效。 当时黄杏初插着输氧管无法说话，但他听明白了黄文杰的话，闭着眼睛点了点头。从此，他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克服许多难以忍受的痛苦，给黄文杰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有插管病人都是很痛苦的，我们想象一下，一根拇指粗的塑料管插在喉管里，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病人所需要的养分，暂时都需要通过注射输进人体。呼吸也不能由着你自己自然地一进一出，而是由机器机械地将氧气压进你的肺里，因此，对一般的插管病人除了用大剂量的镇静剂，有时还不得不用床单将病人的手固定在床沿边，以防他痛苦中伸手把插管拔了，造成缺氧而停止呼吸。黄杏初醒来后，黄文杰没有再给他用镇静剂，以防镇静剂的副作用伤害他的大脑。黄杏初就是以自己的毅力，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忍受着痛苦，配合医生的治疗。 5天后，黄杏初的高烧退了。再过两天就完全不发烧了。一周后，体温完全正常了。高烧一退，身体其他方面的情况就开始好转，呼吸状况也改善了。12月27日，黄文杰将插管拔了，插了10天管的黄杏初终于可以自主地呼吸了。那一天，黄杏初对呼吸有了新体验，平时不引人注意的呼吸，今天竟变得这样的舒畅。黄杏初起伏着胸部，深深地往肺里吸进自然空气。 元旦一过，黄文杰将黄杏初从监护病房转进了普通病房。 叶钧强转来时，黄杏初正在身体恢复时期。所以，他站在叶钧强的床头作为一个快康复的病人安慰当时病情很重、心情也紧张的叶医生。 黄文杰坦率地告诉我，当时还不了解这种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就在治疗黄杏初的同时，又前后来了4个同样症状的病人，都是青壮年。两个是厨师，一个是卖盒饭的，一个是出租车司机。当时就纳闷，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重症的肺炎病人，以往几年都看不到这么多。后来，这些病人，包括叶钧强都治好了。最幸运的是，科里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总结这一点时，黄文杰把它归功于呼吸内科病房通风条件比较好，科内医护人员平常都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 叶钧强转来广州军区总医院以后，仍然高烧不退，呼吸变成每分钟40次左右，还干咳。两肺已经发展成大面积炎症了，出现了纵膈气肿。纵膈气肿是肺部病变以后，气钻到肺旁边的纵膈里去了，压迫血管和心脏，当时叶钧强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 我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采访叶钧强时，他告诉我说，送进重症监护室，床边就放着呼吸机，可是由于他是纵膈气肿，医生不敢上呼吸机，怕出意外，只好用物理降温。黄杏初在河源市人民医院用过的冰袋降温，同样也用到他身上了。当时，发烧40℃却不出汗，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好在妻子和父亲在他身边，伴他度过了最痛苦的时期。当时，在河源医院里住院的同事，都在关心他。护士黄晓琴打电话问：“退烧了没有？”他因纵膈气肿不能说话，一说话就喘，只好叫爱人发一条短信息给她：“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受不了啦。”在河源住院的同事们见此，给他回了一条短信息：“祝你早日康复。我们既是同事，又是病友。”在病中，得到同事们的关心，叶钧强心里热乎乎的。 叶钧强说：“在我住院期间，黄文杰教授和呼吸科的护士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几个小时就给我换一次冰袋。我作为一个医生也曾这样做过，但作为一个病人感受就不一样了。” 过了10多天，叶钧强的体温才慢慢地降至38℃左右。当体温接近正常的时候，叶钧强感到舒服多了。但38℃体温又维持了两个星期，然后才逐步恢复。叶钧强确实病得很重，一共住了90天的医院，直到2003年3月23日才出院。 回到河源家中，3月24日叶钧强就上班了。这时，河源市又先后发现了新的“非典”病人，刚刚恢复的叶钧强又投入了救治“非典”病人的工作中。 待抗击“非典”工作告一段落、河源市人民医院收治的“非典”病人也陆续恢复出院后，叶钧强向领导提出一个请求，让他到抢救他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进修。他要提高自己的医术，继续为抗击“非典”而奋斗。我到河源采访时，叶钧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愿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呼吸内科方面的专家，因为作为中国第一个被“非典”病人感染的医生，他有着非同一般的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帮助他成才。 2003年1月10日，经历九死一生的黄杏初出院了。当时，广东省的“非典”疫情还刚刚处在散发阶段，无论是专家还是卫生主管部门对它都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谁也没有预料到会有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搅得全国甚至世界不安。就是治愈黄杏初的黄文杰博士，也还不完全了解这种疾病。 中山，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 就在省卫生厅专家组赴河源市的同一天，2003年1月2日，距河源市数百公里之外的中山市中医院来了一位30多岁的练姓患者。他是中山市本地人，在一家酒楼做厨工（即在厨房做辅助工）。2002年12月26日发病，来到了中山市中医院就诊，急诊科接诊的医生姓白。 练姓患者来到医院时，肺部就有阴影。当时高烧不退，咳嗽不止，症状已经很重，被收住院了。几天后出现了低氧综合征，严重缺氧，呼吸困难，马上被送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并且上了呼吸机。这时，发现他两肺都严重感染，当时只知道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做了痰培养，却找不出是什么细菌感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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