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娱乐成风、恶搞盛行，国民信仰迷茫、精神颓废、真诚贬值、道德沦丧，以彰显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为旨归的公安文学作品在浮躁世俗的天空中熠熠生辉。自建国以来，公安题材小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思想性、艺术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一个人张灯结彩》《手铐上的兰花花》等作品相继获得第四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但是，相当一部分公安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譬如以写“打黑”素材著称的知名公安作家朱维坚笔下的黑恶势力皆歹毒凶狠、陷害忠良、涂毒百姓，无恶不作。朱维坚如此运笔用心良苦，旨在颂扬人民警察敢于与黑恶势力进行殊死较量的卓越胆量，讴歌人民警察的智慧与勇敢等。如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评判他的《深黑》《渗透》《沉默》《暗算》等“打黑”题材长篇小说，堪称上品。但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即价值批判而言，还有待商榷，也就是说其精神内涵还有提升的可能和空间。方方的中篇小说《过程》，王芸的中篇小说《第六指》，王仲刚的长篇电视剧小说《喋血大动脉》、长篇电影小说《紧急追捕》，杨佳富的长篇小说《边关冷月》，穆玉敏的长篇小说《欲望谋杀》，但远军的长篇小说《滴血的承诺》，黎明辉的短篇小说《押解歧途》，燕历的长篇小说《血舌》，李培刚的长篇小说《命运回归线》，翟勇彪的中篇小说《刑警，在黎明前死去》，库玉祥的长篇小说《险象环生》，张西的长篇小说《国家荣誉》，常大利的长篇小说《雨夜惊魂》等同样以暴力美学取胜。
　　
　　尽管上述作品价值立场鲜明，颇能彰显警察意识，文学性也不错，但缺憾是充塞“三国气”和“水浒气”（鲁迅语），毒气、血腥气忒浓。要言之，缺乏人性温暖，“为民”意识不足。
　　
　　我不否认上述公安文学佳作中一些具有人性光辉的人物与细节，但却或多或少含有暴力打斗成分，其中美丑对立、是非抗衡、正义与邪恶较量成为共性元素。尽管这些作品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是，其间的人物（犯罪分子自不必说），甚至一些人民警察身上也缺乏人性光辉。现在“向后站”（加拿大学者弗莱提出）着看这些名作，用整体的眼光观之，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中的暴力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不利于世道人心。三岛由纪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最有魅力的作家，其文学作品影响力在日本首屈一指，为何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不落在他的头上，而戴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郞的头上呢？是因为评委们不能接受三岛由纪夫作品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意识，即鼓吹武士道精神。
　　
　　川端康成“以高超的叙事文学，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为日本赢得了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奖章。本文不是探讨中国作家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缘由，而是探寻如何大力提升公安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川端康成因写出“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获奖，中国作家，包括公安作家并不希冀也不稀罕这个西方奖项，但他们笔下依然要凸显中国人的精神实质，尤其是人民警察的精神实质，这样才算达到了“一流的故事一流表达”的水平。
　　
　　为何当下绝大多数公安文学作品以暴力美学招徕读者呢？原因多多。窃以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作家为迎合市场寻求卖点，便用厮打凶杀作调料，整点刺激；战争文化心理根深蒂固，肃清遗毒尚需些时日；西方文化思潮的输入使我国原质文化（原形文化）发生“伪形”。如果上述分析还有点说道，那只算是触及了皮相，进一步深入剖析，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根子还在于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毒害太深。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评价《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数代读者都承认它们是非常杰出、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不愧是文学经典。在刻画人物、塑造个性形象、描写战争场景等方面都非常成功。但是，其中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毒素是需大力批判的。因为《三国演义》处处布满心机权术，刘备吃“狼肉”这一情节违背了小说叙事的道德底线，连李渔都说“言之太过”。《水浒传》中吃人肉的就有王英、张青和孙二娘等，还有官府间接“吃人”等。
　　
　　这两部经典没有把握好叙事的道德底线，大肆渲染杀人，死人太多，宣扬的多是暴力美学。公安文学作品类似的毛病在侦探类小说中尤甚。例如，为了写出破案的难度，为了突出公安民警的警察意识，案子刚有一点眉目时，紧接着关键人物被杀，线索就断了。人民警察又费了好大周折才理出一点头绪，正在逼近知情人，可是，峰回路转，知情者又被谋害或意外身亡等等，再次将读者引向另一路叙事。作家如此叙述，本意是抓住读者的眼球，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同时，欲从侧面颂扬人民警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工作作风，表现人民警察的智慧、勇敢等高贵品质。可是，这在叙事伦理、价值取向方面就不敢恭维。?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伦理中，人物不管有着何等“高尚”的理由，杀人总是有罪的。他说：“我不能认为一个烧死异教徒的人是有道德的，因为我不承认您的观点——与内心的信念相一致便是道德。这无非是诚实（俄语很丰富），而不是道德。道德的典范和理想在我这里只有一个——基督。我要问：他可能烧死异教徒吗——不会。因此，烧死异教徒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在这里，充分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道德原则。?
　　
　　如果叙事者不重视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底线”，他就可能造成“道德”上的某种混乱。我们认为，小说叙事绝对不是文字游戏的操练，它是作家生命意识的完美体现，不仅要温暖受伤的心灵，还要提升小说接收者的道德和灵魂。
　　
　　实质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双典”不是中国的原形文化，而是伪形文化。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t）在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异质文化介入之后使原质文化（原形文化）发生“伪形”。中国文化也是受过异质文化的冲击的，譬如佛教文化的传入，西风东渐等。以儒家文化而言，孔子的《论语》属于儒家原形文化。有学者把《山海经》称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原形原典，把《红楼梦》列入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是因为《红楼梦》中的精神内涵与《山海经》一脉相承，而且其赤子情怀也是相通的。文中的贾宝玉轻视功名利禄，心地纯洁质朴，把一群下人当人看。因此，《红楼梦》是真正彰显“人”的文化，而“双典”则是“非人”的文化。《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绝大部分英雄已失去了《山海经》时代的本来天真，完全走向了天真的反面，只知杀伐、权术与阴谋，不晓人文关怀，不知道关心人、尊重人。
　　
　　为了大力提升公安文学的精神内涵，还必须祛除暴力美学，突出“警察”文化，凸显“为民”意识。公安文学中的人民警察固然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阳刚、浩然之气，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豪情壮志，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勇气，但更宝贵的还是要有“为民”意识，即把老百姓当“人”看，甚至把犯罪分子当“人”看，藉此彰显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为民”，民惟邦本，以民为本，就是以人的尊严、自由、需要、目的、幸福和发展为根本，实现人的价值，达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人民警察必须以维护广大人民的公共安全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张笑天短篇小说《山地车》在凸显“为民”意识方面堪称范本。小说中的“我”扮演父亲的角色，处于社会底层是“下岗好几年，又死了老婆的人”。其生活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女儿小梅好不容易考上了离家十五里外的重点中学，“我”揣着和女儿从牙缝里攒下来的钱到废品收购站给女儿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留下五元钱买自己的盒饭和女儿最喜欢吃的千层饼卷绿豆芽。
　　
　　当“我”那辆车被人“借”去后，旁边有人“点拨”我，让我也去“借”一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下手了，却被巡逻警察逮住现行。“当李队长把我往拘留所送时，我给他跪下了，我从怀里掏出千层饼卷豆芽，捧给他，淌着眼泪，求他把饼送给我女儿，求他别告诉小梅说我当小偷被拘留了，不为给我留脸面，只求给孩子留个做人的尊严。”结果，人民警察还真的满足了“我”的心愿。
　　
　　人民警察是如何维护“我”和女儿尊严的呢？他们不仅将“我”偷车的事情隐瞒，而且将千层饼卷豆芽给我女儿送去，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自发筹钱给我买了一辆新车。由此可见，李队长和小吴是真正地关心小梅，没有伤害她的自尊；同时还替我保密，顾及了我的面子。不言而喻，这正是人民警察执法为民的写照。
　　
　　《山地车》中的人民警察把“我”这个偷车贼当“人”看，尽力维护“我”的人格尊严。他们的爱“人”之举与张策的中篇小说《新闻发言人2》中的笨妮儿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乃尔！笨妮儿上前问看似奄奄一息的犯罪分子喝不喝水才惨遭暗算，困兽犹斗的家伙竟用手铐勒断了她的脖子。作家张策在创作谈中说，笨妮儿才是文本中的主人公。她那崇高的精神品格是小说的一个亮点，将长久地滋润读者的心田。
　　
　　吴克敬的《手铐上的兰花花》中的民警宋冲云把女囚犯阎小样当人看同样是“为民”之举。宋冲云尽可能地满足阎小样的愿望，陪她逛钟楼，请她吃肯德基，还为她照婚纱照，然后才送她进监狱。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尽管阎小样是个缓期执行的死刑犯，但这条鲜活的生命依然值得关注。关注生命、热爱生命、讴歌生命是一切艺术永恒不变的主题。作家孙犁曾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认为文学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反映现实中真的美的善的”（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吴克敬也遵循着这一创作理念，他笔下的警察形象宋冲云身上就闪耀着道德的光辉。这个单纯得近乎透明的警察形象确实是理想主义的，他正直、刚强、勇于担当、重感情、讲义气等等。他认为阎小样这个可人、可亲、可爱的女犯值得关怀，便冲破礼俗，甚至不惜违反纪律来满足她的各种愿望，包括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