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刘熙载说到文学创作时说：“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

　　这里的“意”，指的作品的主题、立意，这是贯穿全篇的中心。“笔”，指写作过程，即用艺术形象来表现“意”的过程。作家不可能无目的地进行创作，他们总是要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深切感受和理解的东西，通过某个问题，表达某种见解和某种态度。因此，主题、立意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和灵魂。它决定和左右着作品的构思和创作过程。

　　作为一种经历过历史考验的创作方法，主题先行论曾经为古今中外多少名人名家使用过，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名着佳作，充实了人类的文明宝库，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说白了，创作方法是无辜的。正如指导战争并能导致胜利的兵法，正义的一方使用它，可消灭邪恶，扞卫人类和平；邪恶势力使用它，则欺善助恶，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而否认任何一种制敌致胜的兵法。创作方法也自然如此。诸如柳宗元，他是举世公认的唐代着名的进步文学家，主题先行论即是他惯用的创作方法，他用这种方法为我们创作了一批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形象，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柳宗元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而否认他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他的创作，不能否认他经常使用的主题先行论。

　　古今作家都十分重视作品的“意”。“意在笔先”，就是说在创作前要立意，要构思，要对未来的作品有一种总体的把握，然后才动笔。这样做，就能挥洒自如，“举止闲暇”了。

　　胸有成竹的典故说的是私塾教书，每逢清秋，早晨常起来观察竹子。这时，烟光、日影、露气，都在疏枝密叶之间飘浮流动。于是，胸中情致勃动，就有了作画的意念。其实，这时在脑海里映现的竹子，已经不是眼睛所看到的竹子了，于是赶快取砚磨墨，展开画纸，乘兴落笔，尽情挥毫，迅即呵成一幅幅图画。这时，笔下所画出来的竹子又不是脑海里映现的竹子了。总之，意念产生在落笔之前，这是无可置疑的法则；但情趣流溢在法则之外，则全凭个人的运化之功了。难道仅仅作画是这样吗？

　　王羲之《书论》云：“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此一“结思”，即须调理心意，是进入创作应有的状态。既不“刻意”又不“放意”，“意不在书”而又能意在画中，笔随意发，意到笔随，有意无意间率意而作，笔不尽意，笔短意长。

　　臭名昭着的“主题先行”是“四人帮”在文革中鼓吹的一种创作方法，这里的所谓“主题”，并非高尔基所讲的“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而是当时从他们篡党夺权理论派生的现成的政治结论和政策条文，他们强迫作者按照这样的“主题”去编撰故事、设计情节、描写人物。那种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英雄”和“反潮流闯将”，就是“主题先行”指导下创作出来的畸形儿。因此，这种“主题先行”与“意在笔先”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主题先行论因与文革期间的御用文人划上等号而声名狼藉。御用文人固然有罪，主题先行论仅仅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使用的创作方法，实在不该受到株连。我们经常批判因噎废食，也不赞成爱屋及乌，哪还因为某种方法被某些否定的人物使用过而轻易否认呢？

　　后来，我们把那种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写出来的证明现成政治结论的正确和图解有关政策条文的作品之所以失败也归咎于“主题先行”。尽管这主题不一定写错，但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创作方法。这个意义上的“主题先行”跟“意在笔先”还是两码事。

　　因为柳宗元的名作《捕蛇者说》被选入中学语文，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这篇文章当成纪实性散文，认定这是永州发生的实事，为柳宗元亲眼所见。所以，永州人出门在外，常常会碰到别人的提问：“永州还有异蛇吗？”永州人谁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异蛇。尽管有人强作解人，说“异蛇”就是银环蛇、眼镜蛇。全都属于主观臆想，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也自然经不起反诘。试问银环蛇、眼镜蛇“触草木皆死”吗？世界上哪有什么“触草木皆死”的蛇呢？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蛇毒不在表面，它是通过唾液、内分泌物传播毒性的，任何蛇也不可能“触草木皆死”。事实上，外表有毒的任何事物都是不能长久生存的，因为它除了人天共愤，必欲去之而后安，也必将毁灭自己的生存环境，最终毁灭了自己。然而，尽管这篇小说选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已经有了几十年历史，似乎还没有听说哪位老师指出过这一常识性错误。指出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就不仅说明柳宗元缺乏蛇类动物的基本知识，而且说明该文所记并非发生在永州的实事。“赋敛之毒”岂是永州所独有？显然不是，这是一个全国各地历朝历代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普遍性问题。只因为柳宗元身在永州，为了不给人以攻击朝廷的口实，只好在笔下玩点花样，让人把它当成发生在永州的真事来写，从而借一斑而窥豹，促人思考，让人联想。它因此不仅是一篇纪实性小说，而且是主题先行论决定了这篇小说的诞生。

　　究竟赞成“意在笔先”，还是反对“主题先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