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由文化的本质以及代表人物世界观与民族文化世界观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可以推断现代文化的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要证明传统文化的性质是什么，关键就是要论证孔子思想的性质是什么。对于孔子思想，中华民族探究了两千五百年，至今未有定论，这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谜，现在是到了解开这个谜、盖棺定论的时候了。至此，我们也可以猜想孔子哲学思想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需要透解《论语》以提供无可争辩的证明。

　　我们再捋捋认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性质的思路。（一）构建和谐文化必须、必然、必定是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上的创新；（二）那么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实体文化的性质是首要任务；（三）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是繁杂的、抽象的，不可能直接去认识，那么就必须通过其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去认识；（四）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现在《论语》和《实践论》、《矛盾论》中，因此把《论语》和两论完整、准确地认识了，就完全能够准确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谐文化性质上的统一性和品质上的差异性，从而中华民族实现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完全可能、指日可待；（五）完整、准确地认识《论语》和两论，唯一可以依凭的就是宇宙真理，就是完整、彻底、准确的唯物辩证法。当然，我们讲构建和谐文化，是在通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现代文化基础之上，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的文化，由于现代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最优秀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因而讲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辩证统一，并没有排斥西方文化，恰恰相反，是将优秀传统文化、优秀西方文化、优秀现代文化融会贯通之后的升华再造，以完整、彻底、准确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中国和谐文化理论必须、必然、必定是全人类具有最宽广的包容、最丰富的多样、最长远的发展的品格的思想文化理论。

　　自从有了宇宙，就有了唯物辩证法则，孔子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都是对同一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伟大成果，他们的思想相通具有无需辩驳的客观基础。据研究，人脑在若干万年前就进化到现在这个样子，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毛泽东并没有思维能力的生物学差异，他们的思想相通具有无需辩驳的思维基础。他们分别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是实践基础。从当今社会大势来看，马克思主义不能抛弃，孔子思想要重奉起来，他们的思想相通是时代提出的根本课题，是现实基础。宇宙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同志一生都没有从哲学上否定孔子，孔子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相通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疑义的。当然这是辩证统一，性质相同品质不同。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确解读《论语》和《实践论》、《矛盾论》从而通融提质也即阐述宇宙真理就为实现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构筑了制高点、核心点、切入点，就从本质层面打通了中西马哲学和文化。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深水区中的“马里亚纳海沟”。

　　法其所法：传统文化所展现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

　　世界范围内伟大思想家中，其思想古代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现代仍呈冲击主流之势的，唯有孔子了。作为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探究这一漫长历史事实背后的真理品格，不得不深刻揭示孔子对历史动力机制的认识。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读通《论语》，明晓了孔子思想中天命、仁、礼等核心内容后，可以看出孔子的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层面的辩证统一。我们先来考察这种统一。

　　第一，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从表面看，社会历史似乎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而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必然性支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孔子认为，天是世界主宰，世界万物万法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普遍联系。他并不认为天是人格神，不信鬼神，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天命有着科学的态度，《宪问》记载：“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这是明确阐述天命与道关系的章句，孔子认为天命是客观存在，自有其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是人、社会的主观存在，是思维对天命的反映。他对天命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下学而上达”，“五十而知天命”后周游列国十四年，矢志弘道，倍尝艰辛，归鲁时已是垂垂老者，如果没有对天命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断然没有这种力量的。

　　第二，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其在阶级社会的直接表现。如果把握了孔子思想的渐进过程，就能明晓他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历史动力。《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是樊迟首问，体现了孔子早期的思想。这时期的孔子不关心稼、圃之术，也就是不关心社会生产，他认为构建正确的政治秩序才重要，重视的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他周游列国的初期仍然抱着这种看法，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理想的政治制度，连公山不狃、佛肸这样的反叛者都想去辅佐，以为凭自己的思想就能改变一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在困难重重的现实中，在广泛实践的锤炼中，孔子的思想丰度渐进饱满，尤其是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说不搞生产政治最好又有什么用？此骂切中要害，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层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孔子无以反驳，困顿之境强烈地震撼了他，激起他深刻反思：弘扬天道除了思想定力和满腔热血外，还必须要有王者的觉悟和权威，必须要有人民的觉醒和力量；弘扬天道除了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外，还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足。他反省到自己的思想体系轻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缺陷，深刻理解了历史自有其发展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时期他的思想升华到“无可无不可”的从容自若的境界了。对国家的评判有了科学标准：“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是针对邦说的，不是针对人说的。邦有道无道是第一层标准。邦无道，即使这个邦富且贵，那么也是乱邦，不能居；邦有道，却是贫且贱，则是危邦，不要入。危邦乱邦都不是善道，不是善邦；善道善邦是有道且富且贵，这是第二层标准。孔子这一标准的哲学和政治内含是：坚持以宇宙真理为指导思想，同时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同起来，并重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就指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概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适当发展人口外，发展经济是第一步的，发展文化是第二步的，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这与他早期的思想已经明显不同，显示了他对历史发展动力和逻辑的洞明。

　　第三，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伟大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基本原理。孔子认为，道虽然是指导一切社会活动的规律性，但是并不具有自由意志，人才具有弘扬真理的主体性、能动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大人，侮圣人之言”，圣人知天命，大人行天命，伟大人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历史有重要作用。孔子特别重视教育，着力培育君子阶层，目的就是引导君子阶层发挥品德上的纯洁性和思想上的先进性，带动人民践行真理，正确创造历史。

　　这三条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见孔子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具有统一性，孔子思想的超时代性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根源。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到这里就完结了吗？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完结的，马哲并未实现历史观与宇宙观、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通融，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充分暴露了这种缺撼。在孔子思想里，则呈现不尽相同的情况。孔子反复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他所有观点背后的逻辑性是一以贯之的。他“五十而知天命”，洞悉了宇宙真理一以贯之的逻辑性，思想高度达到顶峰；“六十而耳顺”，明晓了社会运动一以贯之的逻辑性，思想丰度达到顶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个人身心活动游刃于自由王国，不逾越一以贯之的宇宙规则，实现了天人合一。可以看到，孔子把人的活动、社会活动、历史运动、自然运动的规律性都统一到天命上去了。当然，由于古代“天在上、地在下”的世界观局限，孔子并不认为天命论已经完备。他作《春秋》，把天命观和历史观蕴含于历史事实当中，并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对自己思想的正确和缺陷十分清楚。应当看到，这不是孔子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是时代的局限，是人类整体认识能力基于经验推理的局限。历史观的实质是宇宙观在人类社会运动上的投影，历史运动的逻辑性最终要统一到宇宙运动的逻辑性上去，就个人素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洞察了逻辑的必然，孔子则洞悉了必然的逻辑，两千多年历史实践以及孔子思想强盛的当代生命力也足以证明天命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