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沙坪坝星巴克的大厅里，伊格尔·恰布朗斯基（Igor Chabrowski）喝着咖啡，对重庆青年报记者说：“你们总是骄傲于自己五千年的历史，但历史不等于文化。”

十分钟前，他刚刚翻看了记者带给他的一份《重庆青年报》，虽然中文不是很好，但他却对我们4月10日编译的一篇关于他对川江号子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了不加掩饰的高兴。

随后，当记者指着他的原文，试图更加深入地了解某些观点时，他开始了侃侃而谈：“船工起源于巴国的结论站不住脚，甚至连巴国是否存在我也很怀疑……”

其实，这也是我们用两周时间寻找他的目的。

对底层群体研究较冷淡伊格尔·恰布朗斯基，波兰华沙人，现在是牛津大学历史学者。他从2004年到中国旅游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更为吸引他的不是代表威严和秩序的华北，也不是充满了文化情怀的江南，他选择了“偏安一隅”的重庆——它的船工群体。在接受重庆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正好在重庆进行三个星期的停留，为自己接下来的出书做准备。

他说：“中国的文化是统治者的文化，是一部关于皇族、皇权、官僚和文人的历史。”西方对此的研究也难逃怪圈，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代以后，宋代以前的研究寥寥。“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字的限制，中国的古汉字太难。”“以近代的历史来说，西方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再无其他。”

恰布朗斯基从一开始就想着要研究普通人、底层人民的生活，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变化对他们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在查阅了明代和清代的地名和故事、清代竹枝词之后，他说“船民的历史让我非常感兴趣”。

“他们是底层群体中最有知识的群体，因为常与外界接触，所以见多识广”，“因为与坐船人的各种信息交流，他们了解市场、地理和宗教等各方面的信息”。在打破区域封闭中，他们比一般农民懂得更多，因此对船工的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他打算对船工这个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如船工的社会组织结构，他们都从属于一个叫作哥老会的组织。他们平常就在茶馆里喝茶交流，劳作时推荐工作。但正是这样一个非正式组织，却限制了他们起来革命的斗志。他们虽然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居无定所，但“不想改变全社会”。

巴国没有得到世界公认

在恰布朗斯基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对巴国葬船的发掘（这个成果可以在重庆三峡博物馆看到，即船棺葬），为早期的河流运输提供了物质证据。但船工起源于巴国的论据站不住脚。”

他称，一方面，巴国并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尽管在三峡大坝修建中挖掘出了大量的实物，也有一些古籍的记载，但是国际社会仍然没有搞清楚巴国是什么，巴国人是什么。“老是说什么秦灭蜀、秦灭巴，但巴人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是中国人吗？”“中国的文化是从北方发源的，那时候跟南方的联系不多。而且中国有很多王国、很多不同的地方文化，而很多文化之间是没有关系和延续性的。”

“中国人老是认为中国历史是一条长河，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历史就必然跟文化有关系。”但是他认为，中国文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各种短的直线纵横交错构成的一部曲折的文化历史。“直到18、19世纪才开始建立联系，之前一直有各种断裂。”他在论文中曾这样援引保罗·史密斯的文章称，“在元朝入侵和明清过渡时期，该地区人口几乎灭绝，人口延续性断裂。此外，清代中叶湖广填四川，从18世纪对语言和制度的考据表明，当地的传统只有短暂的连续性。”因此，文化中断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往往跟前一个朝代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在前清时期，四川东部的河流尤其是长江上游并没有可行的贸易路线，相反，主要是用于军事和官方沟通。而跨省间的封闭是从18、19世纪才开始打破。他在文中称，“18世纪跨省贸易，19世纪区域繁荣和城镇化的发展为河流运输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船工，是从这场贸易革命中衍生出来的社会和经济群体”。至于之前有没有，他表示不知道，因为史料不足。

船工与船vs船工与号子

一般来说船工不是都应该在船和船运产生时就伴随而生吗？这个观点得到了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蓝勇教授的肯定。毫无疑问，“船工显然是和船一起产生的，有船就有船工”。蓝教授称，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船，如独木舟。而船棺葬至少出现在战国到秦朝的这个阶段。“船工嘛，操作船的工人。”船工理论上是和船相伴而生的，而至于真正出现在什么时候，无法考证。而中国学术界也没有刻意地去追求最早的起源。

按照蓝教授的说法，川江号子应该是船运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因为号子所起的作用是在上水的时候，几十人、几百人需要在船负载重物时协调步伐！”目前对于川江号子的最早起源，也只见于唐宋时期的记载。宋人郑刚中在《思耕亭记》中有“怒水急号相呼应”的说法，而这其中的号就是指的“号子”。蓝教授说：“因为很多历史的东西没有依据就不敢说，实际的时间肯定比这还早。”

他的观点得到了川江号子的重庆传承人曹光裕的认可。曹光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川江号子的起源是跟群体劳作有关。他说：“从川江航运史来推测，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长途航运开始兴起，一旦是长途，船就要做大，船一大，需要的船工就多，船工一多就必然要统一节奏。”

而将船工和贸易建立起联系，这在蓝教授看来是个“伪命题”。船工和号子是两回事，船工的一个职责是喊号子。并且船也可能是民用的客船，为客人提供方便时“也需要纤夫”。

并且中国的区域贸易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蓝教授以杜甫的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称“四川的盐、东吴的丝绸贸易早就开始了”。曹光裕也从川江号子的角度称：“号子不仅是物流贸易，三国赤壁之战也基本是江船之战啊，要统一节奏必须击鼓和喊号。

新角度看中国历史研究

尽管蓝教授不同意恰布朗斯基的部分观点，如在文化传承上，他认为虽然中国历史在文化传承上是有中断，但是并不是100%中断，很多文化也还是传承下来了。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商业运营就有号子，有船就有号子，这些都是简单思维”。

并且在他看来，“我从来没有说过船工起源于巴国”。虽然他不排除其他学者有可能这么说，因为他们可能是基于提高自身民族文化地位的角度。除此以外，还有被强化的“巴渝文明”。按照恰布朗斯基的说法，西方对于巴国和巴渝文明是存疑的。蓝教授称，“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西方学者和中国人的国家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习惯将巴国这种相对独立的部落称为国家，实际上这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一样，只是小的民族政权，是方国的概念。

而巴渝文明是在重庆直辖之后，为了体现文化的独立性而特意进行了强化。“巴渝文化实际上是巴蜀文化里的分支。”从更多文本而不是音乐旋律的角度对川江号子进行关注，蓝教授认为这是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在过去的中国研究中，的确对皇族、文人等关注过多，而对于底层人和普通人研究过少。“但可以看出来，这个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也是相对陌生的。实际上，我们这十几年一直在改善。”

而曹光裕则认为恰布朗斯基的研究只能作为学术参考，川江号子从传承的角度讲，音乐的价值不亚于其他。“川江号子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根，聆听祖先的声音，引领我们回家的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远比研究更重要！”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王莉

我做的是最后的研究

历史不等于文化。中国人老是认为自己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这是“民族主义”。是，中国历史有五千年的历史，地大物博，但是文化却不是一条直线。它是由多条短的直线最终汇聚成一条“曲折”的直线。一个国家出现又灭亡，然后又出现了别的国家。这个前后的国家之间不一定会有必然的联系。

并且当人口延续性断裂时，当地的传统也会出现连续性断裂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文化似乎就是一个背包，里面什么都有。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可能文字上会有继承性，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会存在理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