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南京城郊接合部许多农民因为拆迁，被安置补偿了好几套房。仅房租收入就很可观。但“一夜暴富”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上班，无所事事，整天泡在棋牌室打发日子；有的染上毒品，沉湎赌博，变卖房产，妻离子散。报道还说，大笔补偿款到手后，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一部分人因挥霍无度，变得一贫如洗，不少“拆迁富翁”面临返贫的危险。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各级政府到媒体舆论，在对待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问题上，更多关注的是补偿标准是否合理等问题，而较少关心失地农民拿到这些钱后，怎么花、用到哪？今后靠什么过日子。而南京拆迁农民的现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当补偿款消耗殆尽后，失地农民依靠什么生活？

　　拆迁农民“暴富返贫”谁之过？

　　导致部分拆迁致富村民的返贫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对转型的农民引导不力或管理失位有关。目前，对征地补偿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买断”，普遍缺乏对征地农民正确的消费和投资引导意识。近些年，城郊村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弱化。拆迁前只知道要他们配合，催其拆迁；拆迁后村变成社区了，忙着通大路、造高楼，村民们的素质教育无人过问，社区文化活动也乏人张罗。

　　对农民来说土地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保障功能，一个是生活功能。农民在没“一夜暴富”前，再穷也能有房住、有地种、有粮吃，起码衣食无忧。一旦被拆就陷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窘境：拆迁农民的“三无”：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土地是农民的根，没有了地种，几十年的老庄稼把式该干些什么？手艺没有，技能缺乏，再学习又过了好岁数，没了地的农民要想得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很难。结果只能是坐吃山空，想哭都找不到调。

　　农民失去土地，不管给他多少钱，都意味着将失去保障。不仅如此，村民向市民的转换，更是难以逾越且充满风险的巨大鸿沟，缺乏城市生活技能的村民，在“被城市化”之后，既丧失了赖以生存的乡村生态，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坐吃山空，陷入茫然，误入歧途，恐怕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因素。正如让一条鱼离开水，并不能只补偿水价。

　　拆迁后的农民赢了还是输了？

　　同时，我不认可村民被城市拆迁“一夜暴富”的说法。这种说法掩盖了土地征用的实质。一些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世代拥有的土地被征用后，获得一定补偿，岂能算是“一夜暴富”？试想，如果这些拥有土地的人，能够自己开发，能够出售开发权，他们是不是能致富得更为长久？就算这些拥有土地的人，在土地问题上只能与政府发生关系，那么被出售土地就不会只能被征用，尽管只有一个垄断的买主，他们所获得的也将远胜现在吧！

　　所谓农民“一夜暴富”，其实并不意味着村民在拆迁中占了便宜，相反，当拆迁意味着村民向市民转变时，其实更应以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水准，而非村民的当下收入来评判百万补偿的多寡，以这一标准来衡量，百万补偿其实根本谈不上“暴富”。因为对于当下的城市生活而言，这样一笔补偿也绝不意味着村民可以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如何化解拆迁农民“暴富返贫”危机？

　　事实上，不仅仅是南京，在杭州、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郑州、武汉、哈尔滨等城市，也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后“暴富返贫”的案例。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了这些有钱的农民。一些情色场所、博彩场所花样频出，他们纷纷盯住了农民拆迁户手中的巨额补偿款。让他们“突然”有钱之后没几个月，“富翁”变“负翁”。如何让拆迁之后的农民过上正常稳定的生活，成了当下各地政府必须重视的工作之一。

　　从根本上讲，只有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才能真正化解“拆迁富翁”返贫的危机。比如，实行置换地安置，给予被征地农民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土地。这样对于一些以耕种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农民来说，仍旧可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实行留地安置，将部分被征收土地给农民兴办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或引导农民以土地形式入股；实行社会保险安置，将失地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加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由社会保险来承担农民的养老问题，等等。

　　同时，还要帮助拆迁农民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政府要把征地拆迁的收益，用于失地村民，培训他们的技能，创造就业岗位，让他们以就业的方式融入城市。总之，只有“以人为本”，从长计议，才能让拆迁农民不是“暴富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