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新政一年多来，实施了不少新的执政举措，呈现出不少新气象、新亮点。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六十条，使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有了核心议题、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路径，是最值得可圈可点之处。当然，改革实施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必须予以正视和反思。

前些天，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分别刊载了一条《李克强为政策落实不到位拍桌子》的新闻。文中透露：6月3日 人民网一名接近高层、并曾任国务院督查组成员的人士昨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李总理为政策落实不到位已经“拍了桌子”，严词质问：“在座的各部委，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位，你们要‘守土有责’啊！”并警醒：“这不仅仅是本届政府的难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说法早就存在。”

李克强总理为会“拍桌子”？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背景原因，便会予以理解了：在去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及今年“两会”上，当回答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提问时，李克强总理下面几番表态曾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反响：

“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

“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从李克强总理的“拍桌子”中，可以看出当今中国旨在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市场经济的改革之难，要超过曾经的预想：虽然这场带有改革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变法性质的改革一样，不会伤及制度筋骨，却不可避免地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再平衡、再分配；但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就注定要牺牲相当一大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改革难度和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之所以难，难在利益集团越来越呈现阶层固化态势；难在利益集团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剪不断，理还乱”的利害关系；更难在当今的既得利益者，要么是手掌公权力的官员，要么是权力的结盟者。如：那些年薪动辄上百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主要领导，皆亦商亦官亦“民意代表”的“三栖人才”——这些上通天庭、下接地气的既得利益集团代理人，或直接运用手中的公权力，或间接通过各种权力关系网，或直接影响政府重大决策，或暗中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决策。所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必然面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明里一套，背后一套”的巨大阻力乃至变相对抗。《李克强为政策落实不到位拍桌子》一文所透露的：“一名部委官员曾对本报称‘艰难推进中”，“涉及垄断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的部分最难推行”信息，就是当前改革之难的明证。

然而如果深入思考会发现：如果最高当政者基于本党前途大计痛下“壮士断臂”决心，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只是本届政府遭遇的重点难题之一。如下几个现实难题，同样极为棘手：

一、难于“断奶”的超大垄断国有企业，是誓言改革的历届政府最难啃的“硬骨头”。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60条”的改革核心议题和主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个预定目标，目前在资源、能源配置中占据极大份额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无疑是改革的重点攻关对像。然而，“沉没成本”（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因素，使这些超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对现行经济体制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因为一直以来它们完全靠垄断资源、能源和特殊政策保护度日，不具备起码的市场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政府一旦“断奶”，必将使这些企业陷入困境乃至破产境地。果真如此，这些企业几千万现有员工的出路问题和退休员工的退休金问题，势必成为政府难于承受之重。弄不好甚至会危及“稳定”大局。

当今中国垄断国有企业规模究竟有多大？笔者经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名列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工商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铁股份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73家公司的在职员工就超过1500万人。再加上退休员工，人数在2500万以上。如果加上未进73强的大型有企的现职和退休员工，规模更为吓人。如此庞大、对现行经济体制有着强大依赖性的国企规模存在，一旦进行“壮士断臂”式的市场化转型，风险之大令人难于预测。甚至可想而知！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方面表态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又表示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原因所在——稍懂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两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理论上和实践上虽不可调和，但如此表述，在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的中国，其实可以理解）。

规模如此庞大，机构十分臃肿、冗员极多；人浮于事，产生效益、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低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先行大规模的机构、人员精简和现代化企业重组而，强行将其推入市场经济之中进行自由竞争，必将面临灾难性的结果。而进行大规模的机构、人员精简和现代化企业重组，所涉及的利益面太广，成为历届誓言改革的政府不敢接手的汤手山芋。所以，如何顺利推动国有垄断企业的现代化转型，达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目的，考验的不仅是当政者是否有“壮士断臂”的决心，还严重考验当政者的智慧。

二、从分税制引发的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看中央和地方政府难于化解的矛盾。

只要从纵向和横向认真观察当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现状，人们会发现：一直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并非太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地方大员和地方政府故意暗中与中央政府“作对”，而是有太多复杂因素促成地方政府采取如此无奈之策。如长期以来凭GDP排名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如地方政府普遍性的沉重债务造成的财政捉襟见肘局面；如不分地域“一刀截”的政策、指令等，都是重要因素。而前述几点中，地方政府沉重债务更是直接把地方政府“逼上梁山”的最重要因素。

当今中国的地方性债务之严重，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临界点：

路透社香港2011年11月18日电：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堪称国内的“小希腊”。以海南省为例，其累计债务与GDP之比逼近100%的高位。还有，中国五分之一的城市面临债务水平高企的困境，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地方债务中，有四分之一将于2011年到期。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8座城市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在各省区中，海南省的负债水平最高，总债务与GDP之比达93%。受中央政府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推动，2010年地方政府负债猛增19%。

2013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旧债难还又添新债》的文章。文中透露：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的结果。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一些地方政府借了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俞乔在《地方债余额超19万亿 1年利息近万亿》一文中透露：2012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合计约为106439亿元。支出约为106974亿元，支出规模略大于其收入。也即是说：当今中国，地方政府不但无法偿还欠债利息，甚至还不能保持收支平衡。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黎友焕曾指出：“地方债已经和影子银行、房地产一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难以跨越的三道坎。”

20万亿债务是什么概念？接近中国2012年两年的财政总收入！有专家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相较于美国和日本的债务率，目前中国债务水平在国际惯例的临界点之下，在人均GDP安全边际之内。前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目前并不是非常危险。理由一，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其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其三，政府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坏的、效率特别差的案例。

问题果真如此吗？窃以为情况远不那样乐观：债务有良性债务和恶性债务之分，如果预期的收入资金流不足以支付债务本息，甚至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因为债务规模会“发散”，即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直至债务和资产价值崩溃，出现“明斯基时刻”。

而当今中国的地方债务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且举几个事例：

连利息也不能支付，“土地财政”成为大多数地方政府最重要财政来源，“卖地还钱”成为大多数地方政府唯一出路（这也是中国历来强拆现象屡屡发生，并屡屡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重要根源。）而最近房地产越来越呈现泡沫性症状，土地财政失去依靠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