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媒体报道，2014年年末，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桑金科跳楼自杀。有媒体评论说，自杀年年有，2014年似乎格外多，官员自杀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以往任何一年。据《南方周末》报道，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官场人际关系微妙而复杂，官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二是责任政府之下，面对社会公众的监督，官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受腐败的牵连。

谈到官场文化，日本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做官不容易”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受“体面文化”、“耻感文化”的影响，卷入丑闻的官员、政治家选择轻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群体规范的约束力和群体压力的影响远远超出外人的想像。在这种文化模式的熏陶下，每当发生政治丑闻、社会丑闻、渎职事件时，日本人为了承担责任赎罪悔过，就会选择消灭自我。日本不少官员选择自杀，也受此影响，不少是为了“以死谢罪。”

官员自杀的最常见原因，往往是因其卷入了资金、男女关系等方面的某些丑闻。第一次安倍内阁期间的2007年5月，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国会议员松冈利胜在其东京的议员宿舍内上吊自杀。松冈亦成为“二战”后日本政界第一位自杀的在任内阁大臣。他的自杀涉及政治资金等方面的多项丑闻，有媒体报道他挪用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水电费。其遗书说：“由于我的不德，掀起如此风波。谨以这条性命承担责任，以此向诸位道歉。”

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的金融大臣松下忠洋在东京的住宅内自杀，成为第二例自杀的在任内阁大臣。警方在其家中的小黑板上发现了他写给首相野田佳彦、内阁全体成员和妻子的三份留言。日本官方并未公开其自杀原因。日本《周刊新潮》杂志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自杀与其“地下情”丑闻的某种“因果关系”。

还有一类常见的官员自杀原因，是为承担某些事故的责任，以死谢罪。2011年9月，日本北海道铁路公司社长中岛尚俊因所辖路段的铁路发生重大事故而跳海自杀。此前，在其辖区内，一辆高速列车在山区隧道内出轨，列车后三节车厢出轨后起火，火势在短时间内绵延至前三节车厢，列车全部6节车厢已经完全烧毁，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在其后的整顿过程中，其管辖内的铁路频繁出现状况，最终让这位社长选择了跳海自杀谢罪抵责。

此外，还有一些官员因劳累、矛盾、不顺等各种原因自杀。2005年，爱知县西春町町长上野政夫疑因工作不顺而自杀。2005年，静冈县藤枝市体育振兴课课长冈村修自杀，自杀前一个月他的加班时间超过200小时。2005年，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永冈洋治因日本邮政民营化法案与同党议员意见相背，在家上吊自杀。2006年，日本伊势市市长加藤光德疑因市政问题而上吊自杀。

日本是一个自杀大国，让人窒息的压力成为人们自杀的头号杀手。日本人骨子里对落樱缤纷、凋零的欣赏要远远超过对樱花盛开的赞誉，自杀文化深入日本人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