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小农经济的看天吃饭，以天乃至以季节为计算单位的劳作节奏，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恪：平静、平和；稍得即安；自得其乐、苦中作乐；忍让与不争，等等。

　　忽然有一天，中国人变了。改革开放如一夜春风，吹开冰封的中国大地，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中国人，一改旧颜，不倦劳作，欲望和目标开始随经济与社会成长而提升。

　　中国人以最短的时间，创造出世界经济奇迹。伴随越来越多的世界第一的产生，造就出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比如很多人认定中国可以借助一枝独秀的经济领袖世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创造的一枝独秀不是质量型，而是数量型，不仅难以维持长久，甚至保持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弱，因为缺少科技和文化创造支撑的经济繁荣，注定走向死胡同，尤其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缺少贡献。

　　或者还可以说，经济发展让人们享有良好物质生活的同时，激发并塑造出优良的品格再好不过，怕的是优良品格没有激发出来，膨胀心理越来越严重。倘真如此，对中国和世界都非福音。因为膨胀心理超越实力，尤其与人类文明走向不同步，不吻合，注定碰壁，甚至对自己乃至世界都是灾难。

　　未必不是这样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该确立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许多碰撞是我们做错了，还是这个世界不了解、不理解我们？这样的问题既关系自己，也关系世界。其实，不管哪一方有问题，只要善于自省总能化解。如果是我们错了，就要努力更正，如果是世界错了，我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采取先适应规则后改善规则。否则，中国人无法规避无尽的烦恼。

　　上述分析意在说明，我们的痛苦和烦恼与快速提升的欲望不无关系，因为欲望提升过快，既与自己的承担力不相适应，同时与世界的适应力不相适应。不对应和不适应就形成错位，进而导致冲突。尤其是，中国人的痛苦与烦恼并非一因，而是多因，并且因因相联，叠加而交织。比如，我们社会发展存在许多方面的失序与失衡，尤其是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因为我们缺少对人生本质与社会发展意义的追问，没有从本源上分析认识，奠定正确的价值坐标，结果矛盾和问题随着发展越来越多，我们试图以经济发展解决所有矛盾和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实现物质与精神追求的平衡，结果必然是越发展越失衡，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导致痛苦连绵不绝。那么，有哪些需要努力化解的根本问题？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突出和关键。

　　一是，我们原本拥有的清晰政治目标和社会前进道路，在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模糊，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党一再强调道路自信，并且每一次党的重要会议都谈及“旗帜、道路、理论、制度”，相比较西方的政党轮替，其党首参与角逐，都不谈这些问题，这与博弈内在本质有关，即政党轮替的不是根本制度，而是同一种制度下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已经自信到不必再求证和强调的程度。我们所以一再强调，有坚定政治信仰，建构精神大厦的需要，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意识形态进攻下，我们远未能达到全党和全民自信。

　　二是，我们原本有明晰的儒家伦理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熟人道德（五伦道德），但在西方文明的反复冲击下，尤其在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规则作用下，旧有的伦理道德开始瓦解，新的与市场经济和人口大迁徙相吻合的陌生人道德（六伦道德）尚未建立起来，社会失去存在于内心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是长期受道德底线被突破的困扰和折磨，比如老人倒了不敢扶，等等。为什么在一个讲究道德治天下的国度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道德危机？与主流社会没适应社会变革有关，也就是说未能在新的社会形态形成过程中，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伦理道德系统。不适应就出现断层和断裂，由此导致紊乱，进而是精神痛苦。

　　三是我们原本有价值标准，或者是封建伦理价值“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也有政治信仰而来的价值观，包括国家至上，牺牲奉献，等等。只是在金钱至上与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下，未能守住，步步后退，终于整个使整个国家民族滑向金钱拜物教的泥潭。为什么美国人被郭敬明的《小时代》惊呆了？就在于其中赤裸裸张扬财富，这和世界主流格格不入，也与人文明的走向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和政府长期以来以GDP论英雄，影响着社会大众以财富论英雄，这无疑加重了功利主义，同样官本位不仅没有随着共产党执政而弱化，反而在制度设计中不断强化，以至于谋官成了社会的全部。魏晋和汉唐时期还有文人辞官，而今文人的兴奋点全部聚焦于当官，这属于党执政的重大失误，这加重了执政治腐的压力，同时带来大众无尽的苦恼，因为官位是稀缺资源。

　　四是我们曾经持有有限的物质生活目标，后来发展变化了，改变小富即安的文化心理是好事，毕竟那是一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观念，但物质欲望走向了失控就很可怕了，尤其是失控的欲望又与精神大厦瓦解、价值坐标紊乱交织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为什么美国人重视金钱，但又在每个美元上印有“我们信靠上帝”？就是为了平衡物质和精神。一定意义上，我们因追逐利益而来的痛苦和烦恼，主要是物质与精神失衡。从文化心理方面分析，中国人更看重平衡甚至平均，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因制度设计不科学，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先富者多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这就冲垮了原本建立起来的政治信念。失衡多属阵痛，但长期不改变，有可能沉淀为一种价值观和惯性思维，其恶果会很持久且难改变。

　　以上种种，都将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因而要消除精神世界的通匪和烦恼，必须寻求改变。道理并不复杂，但由认识清楚到根本改变，其间存在很长的路要走，正所谓打破一种价值观容易，确立一种价值观要难得多。35年来的打破，需要双倍三倍的时间去建设。所以，我们这代人注定在精神煎熬中渡过，无法逃避。

　　前路虽然漫长而又艰难，但曙光初显，突出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着力扭转奢靡之风，并迫使官员的利益驱动向精神和价值驱动方向转移。中国的问题，不管表现得多么复杂，究其根本不复杂，关键在党。吏治好，党风正，中国人很容易被带向光明。所以，只要习近平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抓下去，只要党内涌现一批优秀分子，并且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责任和去担当去奋斗，还社会一个清新明净的环境，路并非遥远而不可及。圆一个中国梦也非不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