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际调查机构发布了两个涉及中国员工的数据，一个是德国着名市场调研机构GfK，其对8个国家的8000名员工进行“哪个国家的员工最勤劳”的专题调查。该问题的衡量标准包括劳动时间、强度、创新和产品潜力。结果是，中国、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印度、荷兰、法国为排名顺序。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例，中国员工是44.6小时，紧随中国之后的德国员工是35.5小时。中国员工平均带薪假10天，德国员工是25天。由此中国员工被视为“世界勤劳冠军”。

　　另有一个是盖洛普公司进行的调查，该公司公布2011-2012年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调查结果，该调查针对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受访者通过回答盖洛普公司的12个问题，包括员工在工作中是否学习成长，是否得到肯定，是否有朋友在公司等。根据工作投入程度被分为敬业、漠不关心和消极怠工。全球员工敬业比例为13%，中国员工敬业比例为6%，其中办公室员工的敬业程度更是低至3%，世界最低。尽管与盖洛普公司200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相比，中国员工的敬业度在上升，但仍然“全球垫底”，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或许有人认为“最勤劳”与“最不敬业”有矛盾，甚至不合逻辑，深入分析便发现二者既不矛盾也合逻辑。勤劳既可以是精神驱使，也可以是物质欲望的推动。换言之，敬业一般通过勤劳来体现，但勤劳却不一定由敬业来支持。敬业是工业分工后的事情，而勤劳则是农业经济乃至原始采撷阶段就存在。即使以现代社会价值标准评价，勤劳与敬业也有区别，当勤劳因物质利益而来，那么是不是喜欢某一个职业并不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以物质利益的多寡，敬业也受物质利益的影响，但更受精神追求与超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与人文修养的影响。

　　如果我们再将近期公布的另外两个调查结果结合进来，问题会更清楚。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公布了一组源自对20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受访中国人中有71%以自己拥有的物化东西作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指标，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而全球平均值为34%。同时还有68%的人表示，“我对于成功和赚钱有很大压力”，该问题上的全球平均值为46%。益普索公司分析认为，不少中国人将个人所有物等同于成功的全部。印证这一点的是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奢侈品销往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是10%。总体而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受访者喜欢将物质与成功联系在一起，而发达国家受访者的关联度不高。另有一个公开调查数据，中国人是世界上跳槽频率最高的。有人对中国与美国员工的跳槽动因作了分析，美国员工更重视个人能力培养，如果跳槽着眼的多是培训机会多、挑战多、能锻炼提高自己。中国员工更注重的是轻松稳定的工作、高企的收入、光鲜的岗位。

　　为什么中国员工与西方员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发展进程差异决定的。工业革命开启于西方，如果从英国人发明“珍妮纺车”算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已经过了25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量虽然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经济社会，直到改革开放工业发展才进入快车道。农业经济的特点是看天吃饭，不需要也不会生成职业意识、职业精神，以30多年的工业发展期形成职业精神是困难的。正所谓，“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没有必要的成长期，是很难积淀和抽象出精神的。再加上我们走了一个金钱至上的弯路，更迟滞了职业精神的建设。当然，物质基础也很重要，仍如西方人所言，没有饭吃时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主要是精神领域的。西方富足了半个世纪以上，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不再为吃饭发愁，那么选择工作的标准就是喜欢与否。中国人刚刚解决吃饭问题，饿肚子犹新，既然尚处于财富积累阶段，那么考量和选择工作自然不在于喜欢，而在于赚钱多少。

　　二是文化差异与价值追求的差异决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把信送给加西亚》、《邮差弗雷德》，都是讲的美国人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源于哪里？主要源自宗教信仰，也就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对此，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作了深刻分析。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理论不同，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也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但认为是将要的。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信仰对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正是源于此，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有着很大关系，尤其基督新教的职业观和财富观，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新教和传统基督教在职业观上有比较大的差别。传统基督教奠基于农业经济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鄙视盈利性工作，认定除了神圣由上帝赋予，其他从事这样的活动难以进天堂。基督教新教对此作了重大改革，不仅肯定世俗工作，并且认定所有正当职业都是神赋予的，将自己从事的职业做好，属于荣耀上帝、履行天职，由此新的现代职业观得以产生。当新教徒认定自己的职业是上帝的召唤和安排，就产生了神圣感，从价值观的角度衡量，就是追求更多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因为对金钱的贪欲。简言之，将世俗工作上升到信仰层面，也便有了强烈的敬业精神。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极深，虽然这种价值观也是奠基于农业经济，也存在因此形成中国人勤劳和节俭，且无限地积累财富。去年笔者出访澳大利亚，与一位移居并在当地开了一间工厂的北京人聊天，他说加班工资开到一点五倍，有很多中国人加班，开到三倍白人也不来，他们的观点是“钱够花就行，挣那么多钱干什么？！”这显然与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同，中国人不仅要为自己挣钱，同时还要为后代挣钱，倘若是满足自己的消费，这个数量是可计算的，而要为后代积累财富则是无限的。

　　三是制度设计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差异决定的。表现在制度设计上，我们不管是在官道和钱道，都设计了等级关系，荣耀和价值以实现度所决定，这就导致人们无度的攫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尚未设计出平衡人的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制度引导，比如尚未征收引导人们财富观的遗产税等等。我们的福利保障制度差距更大，依照现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很难让民众产生无后顾之忧之感感，只能通过拚命劳作和积存金钱来实现踏实之感。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已经很完备，基本去除了后顾之忧，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和居住，等等。除此之外，西方国家的法律几乎都向着工人，因为工会和工人是惹不起的。特别是员工“最不勤劳”的法国，其法律到了溺爱工人的程度。诸如此类，都影响着勤劳度与职业和敬业。

　　敬业与否，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同时反映着物质向文化提升。客观原因和发展阶段无法改变，但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与文化的塑造对于我们的自我改善十分重要。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可以罗列很多，这里仅作两个方面的分析。一个是引导社会的价值追求，真正弄清人生是什么，意义在哪里，以此改善中国人的精神空间，进而获得更大的幸福感。2010年世界公布的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拉美，最高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而敬业员工比例最高的国家为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美国。两个之间反映出幸福感的渊源，当国人都真切感受到这一点后，必调整自己的价值追求。另一个是以制度遏制官员腐败和富豪挥霍，实现正确的价值引领。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反腐和遏制奢靡之风以来，已经在影响着社会，无度比阔比奢的不良风气在有所改变。这说明主流社会的引导很重要。西方社会有今天的价值观，也是社会引导的结果，而当一种价值观形成后，人人都会遵循。有一个小故事很有启发意义。有中国人到德国餐馆吃饭，点了一桌子饭菜，剩得比吃掉的多，过来一个老太太，要求其剩饭菜打包带走，中国人置之不理，老太太报告管理部门，现场罚款，中国人不解：“我自己的钱你管得着吗？”回答：“钱是你的，但资源是人类的”。更有委内瑞拉无人炒房子的制度规定，如果你有两套房，一套租给别人，承租者无钱付房租时可以拒交房租，你还不能赶其离开，如果强求，前提是卖掉一套房子。再者，当有人发现某一套房子长期无人住，属于闲置房，可以撬门入住，等等。如此下来也就形成了委国人生态并不富足，但却平静和满足。诸如此类都引发我们的思考，且不乏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