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晃而过，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阅读视野里，细读了数篇印象深刻的公安题材小说，回望梳理一番，以飨读者。
　　
　　2011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上有非公安作家海桀的中篇小说《老羊皮》，唱主角的是嘎曲镇派出所民警老羊皮。文中用相当一部分笔墨叙述这个平凡警察命运的沉浮和生存境遇。他在海拔4千多米的高寒地区生活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很少与家人团聚。因在外面混得很不如意，在妻子、儿子面前他都抬不起头来。他就像公安作家王仲刚笔下老刑警宗民一样，默默忍受生活的苦难，不向组织伸手，不向他人倾诉，坚守本职岗位任劳任怨。他刚请完假，正准备回去陪儿子参加高考，突然接到任务，所长指示他把犯事的文苍带回所里。他骑着摩托车冒着雨雪一路颠簸赶往文苍家。途中，摩托车抛锚，只好步行。到文苍家，没找到人，却意外捕捉到通缉多年的犯罪分子信号。等到发现文苍之后，他倒不急于回家，而是苦苦守候犯罪分子现身，直至与歹徒搏斗牺牲。
　　
　　与此小说主题类似的是2011年第3期《十月》上公安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笔法颇富诗意，可能与作者常年写散文有关。主人公警察张八风“愚”、“憨”至极，上别人都不上的山，帮别人都不帮的人，做别人都不做的事，心地纯洁、善良，算得上一个很纯粹的人，“他们（他与‘铁子’）像儿童一样善恶分明，执著于正义，爱大自然和动物，流泪并激动。”他不懂政治、淡泊名利、关心他人、心系百姓、本真做人，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他像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成都大邑县公安局民警谭东那样，在海拔1866米的警务站工作了三年半，工作条件艰苦可以想见，“他自己垒了一个石头房子，没窗户”。他所有的辖区老百姓生活在与世隔绝状态，信息闭塞，似乎还处在原始社会，他并不抱怨，而是一心扎在韭花台警务站，用良心为当地村民造福，不仅做了份内之事，份外之事也揽下了。
　　
　　两篇小说皆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高扬主旋律，建构人民警察形象。两者可喜之处在于远离浮泛的呐喊，对主流意识的褒扬隐藏在字里行间，而不是用“人民警察”、“共产党员”、“责任”等富于政治色彩的话语来表达。前者文学性侧重于“老羊皮”的寓意，后者文学性体现在语言方面。
　　
　　《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独到之处在于采用倒叙手法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有侦探之味，但又与侦探小说相距甚远。开篇竟说人民警察张八风失踪了，莫大的嘲讽后面必有隐情。小说便借他人之口转述其感人事迹，叙述角不停地转换，如通过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当地老百姓来讲述，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无怪乎公安部部长大人这么评价他：“他（张八风）不光是警察，还是乡村教员，是赤脚医生。”
　　
　　两篇小说都有益于世道人心，其间的警察形象皆能滋润读者心田。在这个浮躁功利的年代，在这个欲望书写流行的年代，文学界缺乏的正是像老羊皮、张八风这样心地纯净的典型人物，他们是精神上的英雄。
　　
　　同样采用倒叙手法还有2011年第3期《当代》上非公安作家夏天敏的中篇小说《月色晦明》，此小说重点围绕普竹镇派出所副所长罗铭做文章。开篇竟说罗铭抢钱了，这还了得，人民警察竟做出如此举动，读者心里不能接受，以为是一篇解构人民警察之作。顺着文字看下去，才发现罗铭这样做纯属迫不得已，对他充满着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派出所老所长看病急需钱，拯救老奶奶被拐卖的孙女也需要钱，急于转正的副所长罗铭为钱苦恼不已、愁肠百结。在镇委孙书记要求他强行拆房“助阵”时，因耍了小聪明，“表演”拙劣，从而让孙书记识破，从此，孙书记便处处给他使绊子，致使他在经费问题上更加头疼。他苦思冥想，不得已越界抓赌搞创收，钱还没捂热，就得上交。小说中数钱这一细节很到位，堪称独创。钱花完之后，罗铭又开始发愁，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强行找煤老板借，煤老板说“这关我啥事？我又不是政府又不是官员，你找错人了”，于是便出现了文首的一幕。
　　
　　《月色晦明》小说标题隐喻性很强，揭示了警察的生存处境和真实心态。著名公安作家张策在2010年第8期《小说选刊》创作谈——《崩溃面前如何坚守》中指出：“警察其实就是小人物。有人说，官吏官吏，警察就是吏也。官以下，民以上，天生受夹板气的。小人物在今天不好混。”是的，《月色晦明》中罗铭之类的小人物活得并不舒坦。窃以为，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管理体制使然。我国公安机关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本地公安机关与当地党委、政府的关系，与上级公安机关的关系事关重大，关乎人民警察的形象问题，甚至关乎人民警察的进步生存等。作品中的派出所副所长罗铭与镇委孙书记关系弄僵了，导致诸事不利，各项工作都不好开展。孙书记为了政绩，在拆迁之事上动用警力，派出所副所长罗铭心生抵触情绪，又加之怕得罪公安局欧副局长，他不得不应付，警察的两难困惑便跃然纸上。
　　
　　2011年第12期《啄木鸟》上公安作家江丽华的短篇小说《爱恨就在一瞬间》就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而言，与《月色晦明》神似。白马镇李镇长为了尽快晋升为镇委书记，狠抓经济发展，大力支持广厦公司老总余保华，指示派出所陈建国所长尽快法办广厦公司围墙者。陈所长经过调查走访，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广厦公司买下合心村的三百亩土地后，便组织施工队开推土机进来，遂遭村民阻拦，因为镇政府没有满足村民们的条件，也没有兑现承诺。余保华就暗中指使施工队殴打阻拦施工的村民，村民便齐心协力把广厦公司围墙给推倒了。在如何处理肇事者问题上，陈所长与李镇长发生了分歧。陈所长坚守警察的职业操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与李镇长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较量，与余保华进行智慧上的斗争，最终制止了一起特大诈骗案的发生，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也间接地保护了李镇长。
　　
　　《月色晦明》和《爱恨就在一瞬间》两篇小说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了“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地方党委、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着力于经济建设发展，看重的是“历史理性”，而不关心老百姓的利益诉求，而人民警察的一切执法活动都要围绕人民利益开展，因此，他们要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倾听他们的呼声，考虑他们的情感，须在“人文关怀”上下足功夫。而“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的和谐使者就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理所当然要“受夹板气”。
　　
　　公安作家刘军的《一件导致杀人的纠纷案》刊发在2011年10月上半月《时代文学》。此小说从人民警察的苦恼和困惑着手解读，很难出新。小说以雪口派出所片警的口吻来讲述案子，警察是案子前因后果的见证人。一起杀人案因村民爱面子引发，警察因此事受牵连，被调离公安队伍。小说末尾是雪口派出所片警被调离公安队伍时，读者会像众多村民一样对片警心生同情、惋惜，说“刘警官真冤啊。”是的，那起民（事）转刑（事）案件责任不在警察，是村民们好面子害了警察。在我看来，此作的看点不是警察“受夹板气”，而是作者刘军对中国人好面子进行理性地反思与批判，延续着鲁迅先生生前关注的话题。
　　
　　以上所述的公安题材中短篇小说远离宏大叙事，不再走案发、破案的模式化路子，而是着重表现人民警察的心灵、日常行为、生活细节。
　　
　　最特别的一篇公安题材小说要数2011年第11期《北京文学•精彩阅读》胡雪梅的《花朵》。此文本主要以电视新闻记者吴媚的口吻来叙述。她奉组织之命拍摄一个野生的菜市场，伺机捕捉城管对它突击摧毁的画面。其间，她亲眼目睹了一起凶杀案。镜头里凶手正举刀追杀一个人，在场的、穿着警服的、削瘦的民警却没有出面制止，反倒躲到肉案板下面的狗洞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肥胖的妇女朝凶手高喊“住手”。凶手一愣，似乎真的住手，被追赶的那个人趁机逃了。待凶手回头时，发现了躲在肉案板下面的警察，挥刀便向他砍去，那妇女冲上去夺刀，与歹徒搏斗了几个回合后牺牲。
　　
　　吴媚决定找到那个胆小的警察。事情就这么巧，她外出采访时看到一个男人正在对躺在地上的老人施救。他不惧老人的呕吐物，对老人进行嘴对嘴人工呼吸。等到看清那个好心人时，吴媚才发现正是她努力寻找的警察——刘秋生。在医院里，吴媚听急诊部主任说，这个老人是刘秋生救的第6个，刘秋生还有个患白血病的女儿朵朵正在医院12楼住院。吴媚从朵朵口中得知刘秋生经常为她输血，还鼓励她坚强地活下来。
　　
　　终于知晓了刘秋生为何没有挺身而出的吴媚与刘秋生对话，满脸羞愧的刘秋生说他没有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搏斗，不是贪生怕死，苟活着是想用自己的血延长女儿的生命。自从那事发生之后，他再也没有脸穿警服。吴媚弄清事情原委后，决定通过新闻媒体的力量呼吁人们来关心朵朵。白血病属不治之症，就算献的血再多，也不能挽救朵朵的生命。朵朵走了之后，警察刘秋生从12楼跳楼自尽了。
　　
　　窃以为，刘秋生这个警察形象堪称“这一个”，用“生动”修饰都不够，唯用“刻骨铭心”来形容。文本中刘秋生的忏悔意识不言而喻，“小我”与“大我”在他内心的搏斗就是其“受难的灵魂”（胡风语）的写照。
　　
　　以上所列举的公安题材小说堪称典型的公安文学，共性是颇具温暖感，对原生态社会生活进行描摹。多数篇什有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人性深度得以彰显，读者从中不仅能读到感人的故事、目及生动的人物，还可窥见现实公安工作中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突，生活含量相当丰富，代表着2011年公安文学作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