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一支强力的兴奋剂，注射给2012年的中国文坛。国人对于诺奖一直翘首以待，却一次次垂头丧气，名落孙山的极端尴尬伴随着极端的焦虑，困扰着国人。“极端”产生了“极端”——当诺奖的绣球终于抛给中国作家时，国人内心的狂热已非笔者的语言能力所能形容，高兴、兴奋、欢喜、狂热……还应该加上修饰语，大高兴、大兴奋、大欢喜、大狂热……我也是“大高兴”者之一，然而也是批判者。
　　
　　如果真的热爱文学，似乎不应该仅仅被某种奖项所驱使。试问，那些被诺奖点燃激情的人们，有多少在莫言获诺奖前就认真阅读其作品的？有又多少人兴奋地谈论着“莫言”、“诺奖”，却又懒得去翻莫言的作品呢？当然会有许多读者在莫言获诺奖后慷慨地购买莫言的作品，并认真地阅读。而我则是在莫言获诺奖前就慷慨地购买莫言的作品，并认真地阅读——这里所说的“前”，虽然不算很久，但也有十余年了。其实我不仅购买并阅读莫言的作品，其他如余华、贾平凹、池莉等当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购买并认真阅读。我并非仅把从事与文学有关的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对于文学我是热爱的，这种热爱改变了我的专业学习与职业选择。
　　
　　正因为热爱文学，我对于时下的文坛有不满，这种不满来自于创作，也来自于评论。文学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结晶——当然也可以是暴露与鞭挞假恶丑的结晶，应该给读者以真善美的引导，使读者阅读之后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向上的力量——这种“当然”的要求却已成为“当然高”的要求。我们早已不敢奢望作家是“时代的良心”，但我们以为文学作品不应该媚俗却不是奢望。我们以为文学作品不应该粗制滥造，期待着作家能够创作出许多不朽的经典之作，其情节跌宕起伏，其人物栩栩如生，其语言令人再三品味……我们以为作家不应该故弄玄虚、故作高深，期待着作家能够倾听来自读者的声音，与读者进行真诚的交流、平等的对话。我们以为评论应该基于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评论者不应该碍于面子或基于利益而违心颂扬，应该忠诚地基于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我们以为不应该的现象却轻易而普遍地发生了，我们以为应该的却往往难以实现。如此，岂不令人扼腕叹息？岂不令人质疑、反思？岂不令人有所欲言、有所欲为？
　　
　　作为一个小人物，“所为”当然不是“力挽狂澜”，无非是尽力而已，编辑“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便是我们的尽力。所谓的“恶之声”是从鲁迅那里拿来的，《破恶声论》一文，想必很多热爱鲁迅的人都读过——这比当下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有深度多了。
　　
　　莫言则有幸或者不幸地入选“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第一辑。言其“有幸”，是区区之见：指出莫言创作中的问题于莫言是有益的，虽然这种“有益”往往会被粗暴地看作“无益”。然而莫言如果能够深刻反思自己的创作问题，并进而创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不是“有益”吗？我说“有益”未必有许多人赞成，“不幸”或许是众人的看法。一个声名显赫、著作等身的作家遭到文学批判不是“不幸”吗？而莫言恰巧又是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批判莫言不是和中国文坛对着干，不是文学之不幸吗？就如我不能说服那些持“不幸”观念者一样，他们也不能说服持“有幸”观念的我。总之，“恶之声”首先向莫言“开炮”了。我们以为，若批评见风使舵、“欺软怕硬”，莫言获诺奖就不敢批判，那岂不是玷污“恶声”的旗号？
　　
　　莫言的创作存在不少问题，在《莫言批判》一书中，众多批评者已指出；笔者在序言《莫言可以批判——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也搜罗了其“九大缺点”，每一缺点都有例子、有分析，并非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对莫言的创作问题回避，则不仅误导作者，更是对无数的广大读者的不负责任。对于莫言获诺奖，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我们热爱文学，批判莫言也是我们热爱文学的方式。批判莫言，无损于莫言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然而会更有益于文学。
　　
　　出版社不仅出书，也出种种“考虑”。在种种“考虑”之下，“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第一辑”被引产了，然而“莫言批判”是保留着的。如果仅仅是出一本《莫言批判》，那也许会给人“凑热闹”的感觉；因此，不管书的封面上是否会出现“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第X辑”字样，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丛书做下去，以实现我们的批评理念，为中华文学的真正繁荣而尽力。笔者曾为“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写了篇总序言《“恶声”的召唤》，附上此文，以便说明编辑丛书的情况，并与诸君共勉。
　　
　　“恶声”的召唤
　　
　　经济高速跃进的时代，文学也跟着雄赳赳地发达起来；只是辩证法很辩证，数量的涨与质量的跌似乎在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对抗不和谐之路，给读者带来了“披沙拣金”般的“选择”难题。读什么书？读谁的书？怎么读？“大家”的书都要顶礼膜拜吗？封面上诱人的广告可信吗？评论者们口若悬河的“赞美诗”是有所保留还是夸张失实？“史诗”便真的是史诗吗？……这些问题困扰着那些喜欢读书却又对“书”时时叹息的读者。
　　
　　生此时代，总想不自量力地为此时代做些事情，以告慰美好的梦，以激励自己前行。然而作为一无名无势的文人，又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与文学相关的。
　　
　　鲁迅曾经呼唤真的恶声。可是鲁迅毕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所能够做的已经结束。我们很愿意想象“假如鲁迅活到今天”的意义，并会对此欢欣鼓舞。可是死去的鲁迅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些什么呢？能够做些什么的，只能是我们这些有呼吸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进行阅读与思考。
　　
　　我们虽不能发出如鲁迅所言的“恶声”，然而我们听到“恶声”，也愿意与众人分享。受此恶声的召唤，在短暂的生命之中，我们虽有懈怠，偶而会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嬉戏的生活之中，却并不始终懈怠。我们萌生了编辑“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的念头。
　　
　　梁启超曾对清末新思想输入之繁盛与混乱有如此之语：“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今日文坛之状，并非“实无卫生良品”，所产之文学作品也并非尽是“草根木皮、冻雀腐鼠”，我们的文坛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产生，然而也不乏带着桂冠出场的垃圾之作。被称作“文学作品”或冠以“史诗”的并非都是精神食粮，有可能是销蚀灵魂的毒药。我们并不盲目地跟在多数批评家之后，高唱着赞歌；我们也并不偏激地以为，举目望去，整个文坛恰如垃圾场。如果我们并不闭着眼睛、昧着良心说话，那就会发现此时代的文学有着种种病症，而并非是完全健康活泼、昂扬向上的。
　　
　　我们以为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鼓励不是盲目的鼓励——若“捧”的大旗高扬于文坛上空，定然也是对于作者的误导，遑论读者。
　　
　　“文人相轻”固然有不当之处，可“文人相重”也并非尽善尽美，甚至有时对文学的损害更大。碍于利益和情面的夸大吹捧，使本应被作者察觉、反思的不足、缺陷，被叫好的声音所掩盖，甚至会使作者晕乎乎地把鱼目当珍珠，沉浸在一个人的“史诗”中，而读者也会被迷惑。这样说并非未作者开脱责任，我们关注的是评论者是否勇敢地做谔谔之士呢？讳疾忌医的古训既未敢忘却，索性不如正视这些病症。好在此病症并非不可治愈，只要行动起来，终究会有所改观。“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前人的话语响在耳边。
　　
　　几年前我就写下这样有所不满的文字：
　　
　　这是一个龌龊的文艺时代。消费主义大腹便便地登上了文艺舞台，财大气粗，以“大费”而非“小费”来犒赏那些竞折腰的文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文学迫不及待地抛掉了圣洁、崇高的面纱，不再关注人类的灵魂，围绕着文学所进行的则是赤裸裸的名利追逐。文坛乌烟瘴气，里面堆满了作家和批评者亟待处理的污染物。作家以低级趣味的描写为手段追求作品发行的数量，洋洋自得地做着大师的幻梦，等待着众人的朝拜。批评者奉行“文人相重”的信条，对此不是发出真诚的批评之音，而是争先恐后地叫好，惟恐声不够高而传布不远。“真的恶声”似乎只能发生在久远的过去或者久远的将来。刊物编辑信誓旦旦的公平审稿的承诺，则是众所周知的弥天大谎，他们睁大了眼睛审视着投稿者的身份与声望。大众传播媒介热衷于炒作如蚁附膻。各种名称好听的学术会议成了吃吃喝喝玩玩的金字招牌，作家、批评者、编辑相互之间混个脸熟之后开开心心地解散，期待着不久之后的喜相逢。各种评奖活动如上演闹剧，“演员”佯装着正儿八经，却逗得读者捧腹大笑。这样的文学环境难以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也容易误导读者把稗子当作稻子。
　　
　　语气虽然过于激烈，批评或许过于严重，但也并非毫无根据，空穴来风。如今还持这样的观点不变，在“顽固”之中固守内心的“明镜台”。
　　
　　稍可安慰的是，尽管“文人相重”之风弥漫于文坛，却也有“不识时务”、“不识抬举”的，他们有发现、有思考、有行动，从内心发出了“恶声”。这“恶声”也许尚有所欠缺，但绝非恶意的人身攻击或非理性的咒骂，无不真诚，无不是基于问题的深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