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健曾说，他在教育学院毕业后，一度有过留在省城的打算，他携带着他的作品辗转多家，望门投告，结果是，时不他予。这番经历无疑给他造成了挫折，最后他是带着失落感回到故乡的。这里，尽管我不想用“命运”这样的大词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可还得这个词来慨叹，大概这就是命运吧。如今回头去看，透过过眼云烟，似乎看得更加清楚，随着事过境迁，所谓往日是者今日成了非，而往日非者，今日成了是。想当初，行健的确是郁闷的，回归故里的他开始像面对大山的愚公一样，毅然开始了挖掘。他面对的虽不是巍峨的太行王屋，却是颠连起伏自我封闭的苍茫古塬。于是，从寻找家园到守护家园，逐渐成为行健文学创作的母题。厚德载物，嬗变的土地也一次次刺激他的创作灵感，激发起他的创作冲动，寻找的艰辛、挖掘的深入、守护的努力，使封闭厚重的古塬，逐渐成为他笔下的息壤。带着赤子之心和复杂的情感，他写出了数十篇本土小说，从《远逝的村景》、《故里物语》的人物刻画，逐渐转向《古塬苍茫》的野狼和《在故里的天空飞翔》的苍鹰的描写，对故里的热爱和守护，使他的笔触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幅风物交映、大气磅礴的故里民俗画卷在他的笔下次第展开。

行健的自我突破与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令我再次想起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说过的一句话，“所谓命运，就是关键时刻的选择”。遥想当初，行健实在是迫于无奈才回归故里的，能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好在这种选择没有成了通常意义的就范，这得益于他的又一个选择，他选择了奋斗的榜样，他的榜样，就是美国的小说家福克纳。在十几年前，行健就满怀信心地写下“把自己的根植在‘邮票’一般的小小本土上，根植在人类悠久而美丽的传统之中。”将创作的根本立足于“邮票”的本土，描写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的苦难传奇，刻画生活磨砺之后的理想之光，成为他创作的自觉和能动，成了他作品低沉却流畅的情感旋律。对于作家而言，选择意味着皈依，行健选择了福克纳，就等于是选择了一条立足本土，面向未来的创作征途，也就等于选择了这一生的光荣与梦想。当然创作的艰辛也是难以言喻的，往往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但行健的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的，经过了反思自省挖掘沉淀之后，行健的创作激情开始喷发，一篇篇沉甸甸的作品开始在省内外的刊物上亮相，散文获《人民文学》奖，小说蝉联二三届“赵树理文学奖”。若干年后的今天，行健怀着钟情与感恩的心情写下了《黄土里生长着一茬茬小说》，忠实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创作心路，时间证明，风物长宜放眼量，“故里”非但没有局限了行健，还成就了行健，黄土地对钟情于她并为她写下史诗的优秀作家从不吝啬。

行健今岁知天命，他的新作《在故里的天空飞翔》，却表现胸胆开张的气势，读来快意如诗篇。小说描写的对象是两只鹰，它们远离地面，远离人类，也远离了日常的生活经验和道德判断的区间，这种由视角引发的阅读感受的变化，让我不再因“俯视苍生”而收获沉郁和感叹，在小说里，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和图景，看到了跋涉于凌霄的雄鹰，如何痛苦而激烈地逾越生命的极限。我觉得，把这个作品看成单篇的代表作是远远不够的，从题材的选择和作品的风格的变化来看，这是行健小说创作的一次开拓性的探索，是他的一次中年变法，作品里隐藏着丰富的变形的私人密码。作者将叙事状态切入到血性和人性的临界点上，那只闪转腾挪的雄鹰也因此具有了某种非凡的德性，读者可以在阅读与解析中体验到亦真亦幻的审美情趣。我认为行健在这篇小说中有所寄寓，甚至就是在写他自己。 

将这些话说在前头，是对人情之常的冒昧逆料，人们都迫切地希望把一个成功的典范像雕塑一样尽快从沉重的现实里剥离出来，而将漫长的开端看成多余的材料，而洞悉之难，常常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耐心。

我不会写高深的理论性的评介，窃以为，不会有哪个小说家是奔某个文学理论进行创作的，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小说作品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不是有人把小说比喻成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生活史了吗？在这个前提下，贫穷将不是欠缺，落后不是惨淡，因为貌似太古的静寂，照样包含着哲学意义的变化。直面现实，苍白也有表现的力度。小说家没必要刻意写变化，写新农村的村头二层楼里放着的冰箱和冰箱里放着的鸡蛋，这种变化才是真正的手段和意图的双低俗。在政治的追光灯下踮着脚尖向时代献媚，不是作家的道义。好小说首先展示的是民俗风情以及社会生态，这是“稗史”的根源，也是小说的实质。小说的自然状态才是主题的正确性，正好比山脉的走势和江河的流向。好作家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师，但他必须掌握一种可靠的手艺，一种造化生活的能耐，来给生活保鲜，以保证自己的作品经得起阅读，经得起流传，让保存在作品里的切近人性的复杂感觉不磨损，不丢失。

行健的小说里，塑造了很多操持手艺的工匠，有铁匠泥瓦匠，还有濒于失传的民间艺人，比如他在《远逝的村景·乡魂二题》里塑造了哭婆吴氏这么一个形象。“哭婆”是一个谋生手段，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为了糊口，跪在别人的灵堂下出卖哭声赚一口饭食，这比行乞还要矮一截，和“谋道不谋食”的艺术不沾边，这种营生，即使在乡野，也只能算做卑贱的行当，世易时移，哭婆被重新发现，吴氏的哭丧，就成了故里“不可或缺的独特音乐”，而且是“最动听最独特的音乐”。小说结尾，哭婆吴氏要女儿给她张罗了一场活丧，她要亲眼看到自己盛大的葬仪，后来，这位给无数的死者当过哭婆唱过断魂曲的吴氏，圆满地在自己的活丧仪式上闭了眼睛。就像一个付出全部泪水的干枯的身体，在吸饱泪水之后，才可以死去，这种索取的方式多么低微，一辈子付出“悲声”的哭婆，她收获的满足，竟然是哀乐，令读者在悲悼的同时感到深深的震撼。“乡魂”是作家给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哭婆追谥的封号。吴氏之死，意味着某种“本土文化”悄然丢失，这种失落感，大概只能用“丢魂”来形容。正如我们阅尽传奇之后，又看到了郁结在心底的密集的思索。面对失去，面对失落，面对沧桑，不能援之以手，只好援之以道。行健的道，就是小说之道，一种造化生活的能耐，一种谱写苦难的绝唱的手笔。

行健笔下的这些感人肺腑的小人物，都是他从芸芸众生中拣选并扶植起来的紧贴黄土的细民草根，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足够深厚的生活底蕴，没有足够的耐心，没有天大的悲悯情怀，恐怕是无法挖掘和提炼出他（她）们的苦辣酸甜和喜怒哀乐的。在小说日益转向以塑造政要人物、商界风云、风花雪月、宫廷秘史的大潮流中，行健笔下的墨水倾吐出来的仍然是终极关怀的民生主题，这是情感，更是道义。这让我想起诗人艾青的那个著名诗句，“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 /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悲悯的情怀，几乎成了行健的文眼。

在《故里物语·铁匠老铁》里，作者寄寓了同样的兴叹，“老铁”的生平引人遐思，作者把历史的变迁隐含在老铁这个手工艺人的荣衰之变中，历史结束掉的岂止是一门手艺，分明还有拂晓和夜幕之下叮叮当当的风俗。于是，这“故里物语”，就有了“失语”的部分，而这“失语”的部分，在今天乃至今后看来，实在是大于“老铁”个人命运的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主题。包括作家这个古老的行业，正好行健在故事的叙述中写下这样若有所思的文字：“老铁是乡村艺人，老铁也是故里艺人，不是说老铁能制造乡村音乐，不是。面对一块原生态的生铁，他首先要精心构思，构思其本来的面目，锻打之后的模样，这需要他优美而合理的想象。锻打的过程是安排和布局的过程，也是过滤与组合的过程。大铁和小铁的大锤是完成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情节，老铁轻轻重重的小锤却是点缀情节的细节。这一切都在创造中，老铁的价值在于不停顿地创造，如同一个乡土作家，不断书写乡土小说一样。”我希望自己没有看错，老铁这个人物与作家影影绰绰的重合。

哭婆和铁匠曾经是故里的物候，在岁月的磨洗之后，他们逐渐褪色，成为砂壤。这种寄兴废与沧桑于尺幅的感慨，也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怀旧，因为，苦难意识压根就无法归纳。无论哭婆或是铁匠，都曾经是故里实实在在的生态之常，只能依靠文字还原，作为证据，在小说里存活下来，延续她期期艾艾的哭声，延宕他叮叮当当的敲打。

正是因了这份古朴厚重，行健的作品，即使短篇，才显得分量十足，他的气韵就周流在这个有些绞痛的盘根错节的沉重里，这是他先天的生命意识和作家的使命意识。行健曾经表白：“守护家园自然有一种最为可贵的人文精神了。”① “人文精神”具有驳杂而庞大的氤氲和营构，具有万千气象，这就是为何读罢行健的小说，每有块垒与怅然之感的缘故吧。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欲辩　已忘言，这里头具有真实的悲哀，一个笼统的涵盖和模糊的主题词，只能称之为作家的气象。

行健在山西文学院院刊《晋·绿卷》上谈创作时说到，“农民不仅仅用力气耕种，他们在用心灵耕种着田野。我完全应当像农民一样，用虔诚的心面对自己的创作，无论灾年，无论丰年。” ②或许，只有对黄土地抱有赤子之情的作家，才会把一篇篇精心创作的小说当作感恩的诗篇，庄重地孝敬到黄土地上，我在《山校》、《冻结的乡野》、《捞河汉》等早期和晚近的乡村题材的作品里，看到了一层层野草一样心怀理想顽强生活的小人物，类似的人物形象还有性情温和如甘草的泥匠陈坡，生活况味如黄连的农妇三婶儿，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庄稼汉大魁，甚至于，潦倒荒芜如野草的闲人老五。他们生活维艰，却又无一不是侠骨柔肠地忠贞，行健也将古道热肠倾注在他的作品里头，倾注在他塑造的那些沉猛、善良、仁义的小人物身上。在读行健的作品时，经常能感到他字里行间的那种真性情，包括悲悯，包括义愤，包括他那绵绵不尽的意味深长的忧患。每次读完他的作品，我总是心有感触，感受到行健那颗悲天悯人的心。悲悯的滋味总是苍凉悠长的，而行健的悲悯和别人殊异，竟然有浓浓的暖意。行健的文字总是暖洋洋的，好像刚从晴朗的田野和乡间路上顺手捡起来、直接安进小说里的一样，字词上保留着太阳照晒的暖意，它们浑圆结实自然，没有尖锐和生硬的棱角，似乎它们天生就是小说的材料，终于等到了一双饱含悲悯的眼睛。这样一双眼睛发现的故事，注定充满了悲悯的情怀。而他真挚的饱蘸着感情的文字，也包含着学说。就这样，行健不断打开他的小说世界，带领读者走进他暖洋洋的心地，恣肆汪洋的阳光，水钻一样的露珠，饱含泥土的温馨的清新风气，穿行在他葱茏茂盛的字里行间。这些饱暖的阅读感受，是行健的乡村题材的小说留给读者的丰满感受。

荣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的《故里物语》，再次展现出行健深湛的底蕴。《故里物语》由四个小题构成，分别是《三婶儿》、《球痴小锁》、《铁匠老铁》和《根壮老汉》，这四个短篇小说，恰似四轴精致古雅的挂屏，分别展示了故里的四个“渺小”人物的不同命运，在短篇里写尽人物的一生，对作家的要求很高，平淡无奇和尺水微澜，恐怕都难以引人入胜。作家应该在短短的篇幅里，激起读者内心的轩然大波，“三婶儿”凄苦的一生和悲凉的终局，让人的心凉得像一块冰石，却流下同情的热泪；“球痴小锁”的传奇遭遇和坎坷经历，能把读者的心揪到一堵墙壁的高度，然后和小锁一起跌下来摔碎；“老铁”的故事前文已经述及，这篇小说保存了一则绝响的谙哑，作者点“铁”成金，将一则关乎命运的寓言植入了硬实的生活。

和前面的三题比较起来，《根壮老汉》最能反映行健的风格。这篇作品通篇只有“根壮老汉”一个人物，故事情节也相对单一，仅仅写了根壮老汉从早到晚一天的植树过程，完成起来比较艰巨，所以我特别注意了行健的讲述，看他怎么将故事讲好。这个老谋深算的作家，果然又把一个小故事讲出了大命题，他将从容而自信的铺写和“根壮老汉”内心独白交互穿插，将一天的劳动故事讲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小说有九分之七的篇幅是写“前晌”的劳作，而“后晌”几乎一笔带过，我把这段美妙的文字抄录下来：“山上的后晌，是前晌的一个重复，依旧是两根长长的腿，两只粗大的手，在坑里取苗，在坡里刨坑，在山井挑水，粗粗圆圆的桶里，各自装了一颗日头。第一趟，日头黄黄的，在水面浮着，第二趟，日头橘红的，在水面荡着，第三趟呢，日头血红红的，在水面涂着，把最后一桶水倒进坑里，就把一个后晌倒进去了。根壮老汉就择了一块山石，坐下，老脸朝西，吸着烟，看山看坡，看山那边的落日。”行健用了形象语言来叙述他的故事，美化小说的氛围，确实精彩。

行健素有美文习惯，他的文字简练洁净，他的小说往往同时具有深思熟虑的构架，散文品质的语言，诗画合一的境界。在《根壮老汉》这篇作品里，有一处描写山色的文字，同样是寥寥几笔，就把秋至东山，层林尽染的深红浅绿勾画出来。--行健的叙述语言很独特，微微沾染了温暖的乡韵，而词彩的敷设，却有着显著的油画效果，如果不了解他深厚的美术熏陶，倒以为他是用几种颜色的水笔在写小说呢。行健的作品里有一种奔放的盛情，这种盛情，有一种滚烫底蕴，这种底蕴又源自一种执著的情结，这情结，就是热爱，对黄土地的热爱。行健的签约作品《古塬苍茫》是一部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充满忧患意识的长篇小说，这是他所守护的家园延伸和情感递进。小说描写了古塬村的村民与野狼展开的殊死较量，乡民的悍勇和野狼的凶残狡黠，撞击出一幕幕刀光血影。小说情节跌宕，惊心动魄，具有传奇色彩。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人类生存的大背景上，投射到生态平衡与和谐发展的远景上，从描写人与狼的敌视但一损俱损的矛盾实证中，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严峻困境，在小说里，可以看到象征工业文明的开山采矿对自然界的粗暴毁坏，可以看到乡民的贪鄙给自己肇始的祸端，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最原始的惩戒，可以看到野狼为了争夺生存和繁衍的权力采取的绝望的报复，于是，这条看不见的生存链条，把充斥在小说里的你死我活的血腥场面串联起来，生存资源成了一块切割不匀的蛋糕，被“文明”和野蛮践踏得四分五裂。小说的结局被心地善良的行健处理成猎手与野狼交换幼子的场面，在作者虚构的意味深长的圆满和谐中，我体味到的却是双输，是两败俱伤的一味胆寒。就这部小说创作题材而言，我觉得，与其说是小说的多样化表现，不如说是行健的忧患之先验。小说的叙事线索采用双轨并置，齐头并进，分别从人物和野狼的视角展开，作者进入了狼的内心，体验和捕获那种原始的或许有的情感，丰富了故事情节，增添了作品的传奇色彩。这种在人物和动物之间来回转换描写的尝试和探索，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篇小说曾在《江门文艺》连载，广受好评。行健也因此荣获首届优秀签约作家奖，可谓实至名归。

行健的创作史，也是他的奋斗史。“国王因地位受到尊崇 / 我们的尊贵在于勤劳。” ③行健笔耕不辍，佳作不断，仍然在寻找突破。曾经有人评价行健是山西小说家队伍里的一棵长青树，他始终如一地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态势，保持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行健行年五十，这是作家的鼎盛期和收获期。我几度和他私下交谈作家的气象，我也用陈忠实的《白鹿塬》来比他。其实，行健自有远大志向，天行健，他的父辈已经把这个意思给他命名了，名正言顺，然后事成。行健是一个具有创作激情和才华的作家，是一个准备充分的作家，是一个成了气候的作家，希望他不耽于做一方“神圣”，努力成为福克纳那样植根于“邮票”一般的本土却能荫及人类的参天大树，我愿意假以时日，衷心期待。

我和行健认识是七月，二零零四年七月，山西作协召开的青年作家创作会上，后来，我们同时成为山西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交往和交流渐多，几乎无话不谈。行健有一篇纪实散文《泪洒七月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次阅读，那是个中午，我躺在床上翻读，读至小妹在暗夜里默不出声熬病而死的细节时，揪心之痛令我哽咽出声，泪水浸湿了枕巾，这篇苦涩痛心细腻入骨的文章，灼疼我的记忆，让我真正认识了至情至性的行健，通晓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天理。行健是我亦师亦友的兄长，他的人品和作品一样，既有悲天悯人温柔敦厚的一面，也有刚猛迫人嫉恶如仇的一面，这是我最敬重和信赖他的地方。前不久和一个朋友谈起行健的一组散文新作《经历乡村》，那个朋友不无感慨地说，看了行健写的这些文章，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以命相托的人，一个可以换脑袋的朋友。五年之后的这个七月，行健嘱我给他的作品集写序，按照情理，我是后进，不该这么班门弄斧。可想到朋友那番言语，我当仁不让地拿起笔来，这份自信不是自负，而是源于行健的信任，我愿意诚实地写出我对行健作品的看法和感受，权当引玉之砖。

备注：

①，《天边有颗老太阳》跋，《寻找家园》，张行健，1995年。

②，《黄土里生长着一茬茬小说》，张行健，2008年。

③，《大钟歌》，席勒

　　（张乐朋，山西著名诗人、山西文学院首届、二届签约作家，有诗集《穷人心中的笛子》和中短篇小说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