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碑学巨擘、魏书大家，是继赵之谦、康有为之后又一位写碑集大成者。他成功破解了北碑书法笔法的千古之谜，使湮没千载的北碑书法艺术重放异彩。他重学养、轻名利，谦和豁达，为人为艺，均呈现着一种正大气象——
　　
　　孙伯翔：正大气象凝笔端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却又平易谦和的古稀长者，思维敏捷，头脑睿智，性格刚直，与其笔下的书法一样，呈现着一种正大气象。
　　
　　“半瞽半聩拄杖行，缺牙少齿语不清。若得糊涂亦天赐，唯有伏案泾渭明。”这四句聊以自嘲的俚语，恰恰勾勒出老人以书法为终身伴侣的超脱襟怀，以及当下的生存状态。
　　
　　孙伯翔，被誉为碑学巨擘、魏书大家，是继邓石如、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之后又一位写碑集大成者。他成功破解了北碑书法笔法的千古之谜，使湮没千载的北碑书法艺术在当代中国书坛重放异彩。他的人生道路艰辛坎坷，历经磨难却矢志不渝，潜心砚耕，临池不辍，从师法经典、师法造化中不倦探索，自成风貌。他重学养、轻名利，为人谦和豁达，堪称一位有思想有操守沉静纯粹的书法艺术家。
　　
　　早春的一个上午，本报记者如约来到天津市南开区一处高雅幽静的住宅小区，采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书坛大家。于是，在阳光明媚充满书卷气的客厅里，便不时响起老人爽朗的笑声和侃侃谈话声。而他的公子和几位得意门生亦参与其中，使采访气氛颇为活跃。
　　
　　酷爱·勤奋
　　
　　“书艺之道，以勤奋为主，而勤奋的前题是酷爱。”
　　
　　这是孙伯翔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也是他的切身体会。1934年，孙伯翔出生于天津武清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祖上虽非书香门第，却也略通文墨。五六岁时，父亲便督促他学习书法，培养兴趣。上私塾后，更是上午念书，下午临帖，从《百家姓》、《三字经》到《中庸》《大学》，通通临了一遍，严格到连上厕所都要先生批准，一个个犹如笼中之鸟，循规蹈矩；却在练习书法的同时，打下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这个习惯也带到家里。晚上，他趴在炕上用手指舔着唾沫，在光溜溜的炕沿上练字；累了，又仰面朝天，在自己的肚皮上勾勾画画……到十月寒秋，玻璃遇冷结霜，朦朦胧胧的，见湿也不化，他便在上面写个字、画只小鸡，陶陶然自得其乐。少年孙伯翔对书法酷爱，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在孙伯翔看来，一个人的成功，主客观条件缺一不可，“先天必有，后天必补”。天赋，是父母给的；方法，是老师（包括古人）传授的；勤奋，却要靠自己。
　　
　　“客观上我已无任何优势，土改划分成分，我家被划为富农，参军、入党、上大学，都受到限制。上世纪50年代我到天津找工作，进了南开区服务公司。当时心气特别高，就看入党好，当干部好，领导也给了我入党申请表，不料却石沉大海。但领导还是给了我出路：一，搞宣传；二，写材料；三，管仓库。宣传，当年运动不断，展览不断，我的特长用上了；仓库，则是我读书写字的好地方。后来恩师孙其峰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在服务公司的这二十年不能忘，正是这段经历孕育和成就了你!要知道，仇英、任伯年、齐白石、李苦禅，这些大书画家无不是平民出身，一介布衣，所以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后来，我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天津市农场局魏局长，他以超前的文化眼光成立了农场局书画院，聘请我当了画院的主任，这是我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从此我的好运来了，如鱼得水，成为我最春风得意、艺术上进步最大的时期。”
　　
　　潜心砚耕，临池不辍，孙伯翔多年来研习书法用过的宣纸累积起来，足足可以装满两个卡车！而他著名的“子弹论”，更是对其勤勉奋发精神的最好注脚。
　　
　　有一年，孙伯翔到沈阳军区书法班讲课，参观战士们打靶时，他问陪同的军长：“真准，你们怎么培养出来的？”军长微微一笑道：“只有两个条件：一是看好苗子，二是把成箱的子弹供给他。”军长的话使孙伯翔大受启发，联想到吴冠中所说，书画家要有一双鹰隼的眼睛、“飞刀华”的手和遥感天线般的头脑，从而提出一个“子弹论”：战士打靶要稳准狠，书家写字要嘎崩脆；神枪手是用子弹堆出来的，好书家是用宣纸堆出来的。要用最聪明的头脑，从最笨处下功夫。
　　
　　溯本·求源
　　
　　做为一位享誉海内的书法大家，您为何偏爱魏碑，并从魏碑入手，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貌呢？
　　
　　“还是酷爱，酷爱中有偏爱，”听到记者的提问，孙老从容道来，“我学书法，原来也是始自唐楷。从七八岁到三十多岁，一直学唐楷，颜、柳、欧都临过，尤喜颜真卿的庄重气势和铮铮风骨。但唐楷在历史上已上升到圭臬和楷模，负面影响就是桎梏，后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为何后来爱上魏碑了呢？我写过这样一付对联：‘良马多从野马出，烈性缘自血性来’，魏碑就有一种野性之美。‘大风起兮云飞扬’，与李杜的诗绝然不同；论诗，李杜最高，论气魄，比不上刘邦。你信吗？魏碑就是外来文化嫁给了汉文化，是‘夷变夏，复归于夏的产物’。做为鲜卑族的拓拔氏，魏孝文帝是位开明皇帝，他从游牧部落入主中原，意识到若想统治中原，必须附会于中原文化，故而恢复汉制，任用汉人为官，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拓拔氏为元氏，使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衍生出一种粗犷雄奇、刚强威武之状的字体，这就是魏碑……”
　　
　　来津后，孙伯翔听说王学仲先生是倡导碑体的，便到天津大学登门拜访。王学仲看了他的字，问了他一些问题，建议他临《始平公造像记》。其后，孙伯翔又两度登门，颇得王学仲赏识，从此与老师结缘，成为入门弟子。
　　
　　关于“源”于“流”的关系，孙伯翔主张学魏碑要从源头学。因为魏碑在历史上不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正统观念所接纳，一直到清代中晚期，赵之谦、康有为等大家倡导北碑，并自立门户，才结束了魏碑千年落魄的局面。但他们毕竟是“流”不是“源”，所以要从源头上学。
　　
　　“年轻时，他看到了那一丝丝光亮，便以过人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执著地探索着碑学的堂奥，一直在争议中、有是时甚至是否定中顽强坚持，终于叩开了碑学宝藏的一扇大门。”孙伯翔的得意弟子们如是说。
　　
　　探索·破解
　　
　　如何从源头上追溯？孙伯翔笑答：“如果把魏碑比作一座矿藏，我就是个掘矿人。我发现了它，挤开一扇门偷偷钻进去，采挖不止，然后将采到的矿石通过你的睿智和灵气，冶炼成自己的产品。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魏碑外，上溯篆隶，下开行草，均要涉猎。我认为在艺术中性情是第一位的，功力或技术是第二位的。但性情必须与功力附体。
　　
　　那么，孙伯翔如何从北碑的矿藏中，冶炼出自己的一家风貌呢？
　　
　　对此，孙伯翔的弟子王树秋从师从老师三十载的切身感受中，做了如下评价和解读：
　　
　　首先，孙先生对当代碑学的最大贡献，即解决了魏碑最核心的问题：笔法，确定了一套科学的书写魏碑的方法。
　　
　　书家皆知，魏碑的笔法，龙门、摩崖、碑碣、墓志，各成体系；而孙先生独创的笔法，则对当今学习魏碑的学生极具普及意义。清代两位碑学大家赵之谦和康有为的研究，是从文化层面切入，孙先生则是从碑学的本体上切入的。赵、康的倡导将碑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具学术性；而孙先生从实践上解决了魏碑的笔法问题，破解了魏碑笔法的千古之谜。
　　
　　其次，孙先生还保持了魏碑笔法的纯正性。纯，一方面体现在他直接获取了魏碑笔法之“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集大成者，不仅精通北碑，又广泛涉猎了碑学中的四种制式——造像、摩崖、碑碣、墓志，是对魏碑的一个全面和立体的观照，从而真正打开了北碑之门。
　　
　　孙伯翔对碑学的贡献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同。书法学者石开认为：“北碑技法，到孙伯翔先生这里告一段落。”王镛则称：“当今以魏入行者，孙先生一人耳。”孙先生的公子孙建中表示，说老人家丰碑也好，奇峰也好，旗帜也好，都是一种称誉，我认为至少老人家是一块基石，为后学者铺设了一段道路，这是没有疑义的。
　　
　　正大·清凉
　　
　　对社会转型期人心浮躁、艺术商品化和“大师”满天飞的现状，孙伯翔颇感不满和无奈：“外面的风呀雨呀花呀叶呀也看也听，过目即忘，过耳不闻，因为外面的事你管不了，管好你自己行不行？关键是耕好自己这半亩地。我相信还有甘于寂寞的有识之士，非一生寂寞，寂寞之后也会找到快乐。而最大的快乐就是兴趣和信仰，陪伴我们一生。”孙伯翔说他非常敬重已故书画家梁崎，认为他的艺术少人可及却时运不佳，又太过刚直甚至有些迂腐，其生前的凄凉境遇令人叹息。所以他主张在当今时代要适当圆融、变通，从“刚直”到“温润”，最高境界是“清凉”，为人为艺皆是如此。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感悟。
　　
　　那么，您心目中的大师什么样呢？
　　
　　“什么是真正的大师？我想，一是人要正，字也要正。我写的是正大气象，写天写地写中华民族。我从七岁学书，至今年近八旬，从酷爱到兴趣，从兴趣上升到追求，再上升到事业，以为安身立命之本。现在老伴没了，我要以它为伴，以它为终。”
　　
　　孙伯翔说，在艺术上也有几个步骤——
　　
　　一是“稳”，正襟危坐，心无旁骛。二是“正”。不论行草隶篆，首先得讲究“正”，做人做艺都如此。三是“重”。注重点线之间的变化起伏、矛盾关系，“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点线就是书法的生命，要达以到95%的含金量，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握在掌心一撒手，要掷地有声，如金属一般清脆响亮。四是“动”。这是艺术家生命力的象征，要动起来，会说话，有韵律，上升到这一高度，字才能写好，才称得上与经典结合，与造化结合。五是“温润”。“都知我写魏碑，评价我‘刀砍斧劈’，这一点我做到了。也许是年龄到了，阅历到了，我以为应该从‘刚烈’到‘温润’，再往后就是‘清凉’了，这就是最高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