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1694-1778）与卢梭（1712-1778），他们作为法兰西的伟人，各自的伟大显然毫无疑问。他们俩共同活动史称“启蒙时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死于同一年，死后又先后被请进先贤祠，棺木相距仅只咫尺：世界上本来不应该有比他们更接近的人了，他们也应当是最亲密的战友。
　　
　　然而，众所周知，伏尔泰与卢梭生前却是冤家对头，互相仇视，互相攻击，至死不休。
　　
　　伏尔泰出生在巴黎，后曾流亡英国、普鲁士，后长期居住在瑞士边境的凡尔内，也在日内瓦住过。卢梭比伏尔泰小18岁，在地理上的人生道路正与伏尔泰相反：他生于日内瓦，之后去法国。卢梭十二岁时徒步流浪去法国，在巴黎自学成才并成名。
　　
　　实际上，伏尔泰认识卢梭相对较晚，两人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也针锋相对，经常展开激烈争论。
　　
　　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想打破两人之间尴尬的沉默，1755年卢梭把他参加第戎科学院竞赛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寄给了伏尔泰。这篇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不平等是人类自身在社会化进程中造成的。这本来是启蒙时代思想丰收的硕果之一，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出于令人难以揣摩的动机，伏尔泰收到书后却于8月30日给卢梭回了很怪的一封信。信中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一下子就把问题定了性：反人类。伏尔泰接着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伏尔泰向同时代人描绘了卢梭的一幅阴暗的肖像：把他描绘成恬不知耻的、厌恶人类的孤僻者。
　　
　　在伏尔泰看来，卢梭关于人类社会化带来的人性堕落的说法是要把人类拉回到史前野蛮时代去。卢梭的思想当然不是如此。伏尔泰的批评表现为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讥刺，与两人的实际思想并无太大关系。伏尔泰何等聪明，不会不知道卢梭决非其敌。在同一信中伏尔泰还对卢梭表示了某种关心：“我从夏比意先生那里得知，您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您应当回到您的故土，呼吸家乡的空气，享受自由，与我一起喝当地母牛产的奶，在大自然中悠然倘佯……”这应当说是很亲切的话。但由于上下文关系，让人感到这似乎是说：怪不得你的文章如此糟糕，因为你的身体很糟糕！
　　
　　伏尔泰在信中如此随便说笑，举重若轻，但卢梭却没同样的心情。卢梭敏感而缺少幽默，不象法国人那样开朗。伏尔泰的信，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对卢梭的心灵却是打击不小。他在9月7日给伏尔泰的回信里说：“现在轮到我来对你表示万分的感谢。我把我那本糟糕的书寄你，不是为了得到你如此的‘恭维’，而仅仅是把你当作自己阵营的首领而尽的义务和表达的尊敬……”语句充满讥刺，也满含委屈和痛苦。
　　
　　这之后很长时期里，两人并没有寻找修复关系的愿望，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卢梭在给达朗贝尔的《论戏剧的信》中，否定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戏剧对道德风俗毫无益处，悲剧刺激人感情，而喜剧培养嘲讽的情绪。他的偏激观点引起了伏尔泰、狄德罗的反感，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认为，戏剧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增强人的理性。伏尔泰读到卢梭的《论戏剧的信》后，就写信严厉批评卢梭否定戏剧功能的观点。这一番激烈争论导致了他们之间友好关系的彻底破裂。
　　
　　1756年伏尔泰发表长诗《里斯本的灾难》，卢梭对该诗中的悲观主义情调十分震惊，觉得“报仇”的机会到了，发表了《论天命的信》，其中极力驳斥了伏尔泰诗歌中的宿命论和悲观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伏尔泰抨击为“非社会的”。可以想象，假如两人并非敌人，甚至是朋友的话，这样的评论是不会出现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在的哲学思想差异能够导致这种冲突。
　　
　　假如说，这些还可以说是思想或学术上的争论的话，那么，另一些事情就纯粹是闹着玩了：
　　
　　后来，伏尔泰又针对卢梭的私生活向朋友说卢梭的坏话，说他是恬不知耻的人和厌恶人类的孤僻者，为此，卢梭曾复信给伏尔泰，为自己辩护。在对垒中，双方用词越愈尖刻。
　　
　　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给伏尔泰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他附在《忏悔录》里。信的第一段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信是这样结束的：“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
　　
　　收到信后，伏尔泰不知作何答复，一直没有回信，但忍不住到处发泄。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收到卢梭一封长信，发觉他是越来越疯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更写到：“卢梭真是个大疯子，一个坏疯子。他想让人相信我在迫害他……”
　　
　　这些话，卢梭的也好，伏尔泰的也好，今天看来，只能使人忍俊不禁，都不是什么值得分清是非的事。
　　
　　1764年，伏尔泰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一个公民的感触》，公开反对卢梭的种种观点，并指责卢梭弃婴，两人彻底闹翻。事情是这样的：卢梭与女仆秦蕾兹·勒瓦瑟长期同居，她为卢梭生育了五个孩子，但一个都没有留下，全部都被卢梭送进了巴黎的育婴堂。对秦蕾兹，卢梭抱有多种复杂的感情，她陪伴卢梭走完了后半程人生，但卢梭只是在晚年和她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形式上的婚礼。卢梭后来也算是草草地寻找了一下他留了标签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公民的感触》记录了卢梭抛弃其亲生孩子的事实，自然触痛了卢梭的神经，让他大为光火。
　　
　　有人认为：正是这篇东西促使卢梭后来动手写下了名垂后世的《忏悔录》。这算是两人争吵唯一的积极成果。假如伏尔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也许不会写那本匿名小册子了。读到卢梭《忏悔录》的文字，很少有人会怀疑卢梭的一片真诚的忏悔之心。但是，在《忏悔录》中，人们更多地读到的是卢梭对自己小错误和小缺陷的忏悔，而对自己弃婴的大错误却避而不谈，这一方面说明卢梭的忏悔不彻底，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是伏尔泰挑起来的，他不愿意从文字上作答。反正，《忏悔录》没有忏悔自己的弃婴，这不能不说是《忏悔录》的一大缺憾。
　　
　　后来，日内瓦的剧院在1768年被焚毁后，伏尔泰后写下了《日内瓦的战争》，说是卢梭伙同其情妇勒瓦瑟小姐放的火，因为卢梭反对剧院文化，认为戏剧是疯狂和堕落的象征。卢梭在书信中否认此事，并对伏尔泰的污蔑不予理睬。在书信中他这样写道：“当迪·贝鲁告诉我喜剧剧场被烧毁的时候，我曾担心这一事件会影响国民代表们的事业；不料伏尔泰竟将它归咎于我，我只觉得可笑，根本无需理睬。”
　　
　　然而，当日内瓦民众发起捐款为伏尔泰塑造铜像时，卢梭则寄去2个金路易，以示嘲笑。伏尔泰被激怒，曾写信对人说：“我担心巴黎的人文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钱。”
　　
　　伏尔泰与卢梭始终互相关注着对方，尽管带着仇视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两人的激战甚至成了他们生命的必要支柱。
　　
　　但是，尽管两人交恶甚深，当卢梭遇到危险时，伏尔泰还是通力相助，1762年，卢梭因《爱弥尔》一书而遭通缉狼狈出逃时，伏尔泰同时向卢梭可能去的七个地点发信，邀请卢梭去他那里避风，不过此事没有结果。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当我离开人间时，我热爱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敌人。”卢梭应当在他所不嫉恨的人中间吧？33天后（7月2日）卢梭在巴黎远郊的一个小村庄里逝世。
　　
　　1791年7月11日，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革命党人把他们的精神领袖伏尔泰的灵柩请进先贤祠，作为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伟人供奉起来。连绵十几里长的送灵柩队伍故意在路易十六囚室窗口下经过，以刺激这个即将上断头台的国王。
　　
　　三年后的1794年4月14日，法国国民公会作出决议，把卢梭的遗体请进先贤祠，受到与伏尔泰同样的待遇。10月11日，成千上万的人在先贤祠前举行隆重仪式，把卢梭的灵柩安放在离伏尔泰棺木几尺之遥的地方。这并非出于法国人的幽默，要把两个仇人放在一起让他们在死后继续怒目相加，人们根本就不把他们的争论和怨仇太当一回事。历史更它一笔抹去。
　　
　　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理解一些史学家对卢梭与伏尔泰私人关系的沉默：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伟大贡献，吵架毕竟是人之常情，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恩怨真的一点启示也没有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仇恨，除了利益因素之外，很多是源于某种小小的东西：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尽管细小微弱，一旦燃烧蔓延，足以把友情撕裂，把理性抛弃，直到使人疯狂，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伟人们尚且无法解决，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呢！人啊人，你就是这么一种任性而又危险的动物！
　　
　　其实，不光是伏尔泰和卢梭是死对头，在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中不少人都曾经是死对头。其中，卢梭跟许多人都合不来，先后彻底闹翻。
　　
　　不少启蒙人士认为卢梭的为人和作品中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一种迷信的迹象。而卢梭，则在政府与教会的迫害下，也在早先朋友们的猜疑下，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甚至患了一种被迫害妄想症，总以为自己被人监视，心情十分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