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

　　1933年4月8日海明威致友人简宁特·弗莱纳（Janet Flanner）：

　　“你看，你可以来哈瓦那呀。三天后我会去那儿，在一艘三十四尺的船上捕鱼。去年这时候，我们沿着海岸捕了六十五天的鱼，那实在好极了。海湾的水流几乎是黑的，一直冲刷到海滩上。枪鱼游在水流中就像汽车开在高速公路上。你在船上向海岸靠近，低头看清澈的水中白沙子形成的皱纹。那样看起来就像你能轻松碰到水底，可当你把锚抛下去，绳子根本碰不到底。那儿有无穷无尽长的沙滩，硬邦邦的白沙，二十里内渺无人烟。我们白天出发，在海上晃荡，有时跳下去游泳，在晚上的某时某刻返程。可能在船上睡觉。也可能在城里睡觉。城里有一个能眺望整个码头的不错的旅馆，叫‘两个世界’，又好又干净的房间，一天才两美元。”

　　那年海明威34岁，四年前发表了《永别了，武器》，七年后才会发表《丧钟为谁而鸣》，整个三十年代将是他创作的低谷。他和第二任妻子波琳娜（Pauline Pfeiffer）结婚七年，还有七年这场婚姻将走到尽头。他是个小有所成、衣食无忧的作家，但是身材开始发福，头发开始谢顶，还因为战争和事故受过几次折磨了他一辈子的伤。青春快结束了，中年即将开始，他站在这两个世界的分界上，既快乐又不快乐。他住在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Hotel Ambos Mundos）。

　　像海明威一样，1933年的“两个世界”也是个既快乐又不快乐的旅馆。它有着城市旅馆应该有的优点：干净，便宜，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僻静街口。除此之外，它没什么特色。粉红色的外墙开始剥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新房子，却还不是口口相传的老字号，五层楼里挤着五十个寒酸的标准间和两个稍大点的套间。海明威没有精挑细选，只是在一堆城市旅馆中随意挑了这家，因为它便宜，还看得见风景。

　　从1933年直到1940年，海明威把家安在美国最南端——弗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Key West），却满世界乱跑。他去欧洲做报道，去非洲打猎，不过他最经常做的，是开着自己心爱的渔船“匹拉”（Pilar）穿越狭窄的弗罗里达海峡，到海峡对岸的古巴度长假。他每次都会住在哈瓦那“两个世界”旅馆的511房间，这是旅馆仅有的两个套间之一。

　　“两个世界”，我总在想，这到底指的是哪两个世界？

　　今年夏天，我在哈瓦那老城，坐在二楼阳台的摇椅上抽雪茄，一只草狗趴在我脚下，一个古巴女人正在扫地。确切地说，这是她家，我是她的房客，我绕过她的狗去阳台抽雪茄，绕过她赤膊躺在草席上的公公去厨房倒水，绕过她儿子486电脑上的空档接龙回我房间查地图。这种租一间卧室出去的“民宿旅馆”，在哈瓦那老城有两三千户，我只是在一堆民宿里挑了这家，理由和海明威选择“两个世界”没什么区别：这里干净，便宜，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僻静街口，还看得见风景。

　　噢，既便宜又不便宜，一晚上三十美元的价格已经抵得上当地国有企业的月均工资。我付给男主人挺刮刮的游客货币，他找给我破破烂烂的当地货币。这是我在古巴的第一天，这里有两个世界。

　　我揣着两种货币，游客货币CUC和便宜二十多倍的当地货币比索，前一种用于去铺着白桌布的饭店点菜，去百货商店买玻璃柜里的进口饮料，后一种用于付给苍蝇乱舞的街头小摊，和当地人一样边走边啃完一片难吃的披萨。前一种可以买苹果黑莓诺基亚，后一种用于买绑在腰间的大哥大。如果钱能说话，游客货币的声音比当地货币响亮得多。

　　我看到书店阴暗的书架上陈列着印有两个大人物头像的书，微笑的切·格瓦拉和微笑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人千篇一律地说高尚的切·格瓦拉同志是个大好人，又千篇一律地在提到伟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时表情复杂，可是现在为古巴当家的既不是高尚的切也不是伟大的菲德尔，而是菲德尔的弟弟劳尔，亲爱的劳尔正在小心翼翼地带着古巴走向资本主义美国。

　　于是我体验到了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旅游业赚着外汇死撑计划经济的工业，政府和市场的双轨标价为萎靡不振的农业打上强心剂。一飞机一飞机的欧美游客来古巴，为了沙滩，为了雪茄，为了给一包烟一杯酒就千恩万谢拖上床的古巴美女。家境不错的中产阶级个个敞开家门经营民宿旅馆，资本主义社会的房客来了又去，一晚上的房钱赚够了一个月的花销。家境差一点的中产阶级买下一部汽车一部摩托车一部三轮车做出租司机，一看到游客就一拥而上拉客，他是真不怕讨人嫌，哪怕一天拉到一笔生意，收入也比国有企业要好。最可怜的是那些一点家底都没有的工人，仍然在死而未僵的单位里混日子，在大街上排一上午的队凭票买肉买鸡蛋，在黑乎乎的街头小摊啃难吃得要死的披萨。于是终于不再是全民一起穷得叮当响。终于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粮票。外汇券。双轨制农业。我突然无师自通地明白了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两个世界：21世纪的古巴，和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高尚的切、伟大的菲德尔、亲爱的劳尔。高尚的孙中山、伟大的毛泽东、亲爱的邓小平。一个都不少。

　　可是，那个属于海明威的古巴在哪里？那些酒那些舞那些女人那些渔夫呢？那个一群人揭不开锅，另一群人醉生梦死的古巴。那个还没被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机关枪突突突终结掉的靡靡时代。

　　第二封信

　　我出门走向“两个世界”旅馆511房间，那是属于海明威的古巴。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覆盖哈瓦那老城的中心，眼前的一切仿佛总在两个时间点回旋，现在的苦日子和海明威时代的好时光。脚下是堆满垃圾狗屎人屎的大街，面前却是再优雅不过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筑，镂空的廊柱，雕琢的拱门，果实硕大香味弥漫的芒果树香蕉树，比之马德里最美的街区过而不及。街边停着一溜亮红色亮黄色的老爷车，里面的铁皮早就坑坑洼洼，外壳却还漆得光鲜亮丽。这些是出租车，司机们正在二楼自家阳台上乘凉，穿着汗衫背心的油滑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把把实木雕花摇椅上摇啊摇，“小姐，中国小姐，去哪里，要不要上我的车？” 然后我转了个弯，看到一栋民居的侧墙不见了——整座墙都塌了，有一面完全敞开着，内部一目了然。在哈瓦那市中心这样的房子很多，像正在形成中的罗马，往昔的伟大被时光侵蚀，变成宠辱不惊的遗迹。也许这样更伟大，伟大得逍遥，不再取悦于人。在这栋开膛破肚的遗迹里，我看到一个流浪汉坐在瘸腿桌子上逍遥地喝酒——在一张木工上好的瘸腿桌子上，喝着名的Havana Club朗姆酒。

　　一张木工上好的瘸腿桌子，这真像卡斯特罗的古巴，那么多精致的细部却拼不起一个完整的宏观，因为有些细节失落了，成了那半截永远找不回来的桌子腿。

　　那些失落的细节：

　　周到殷勤的酒店男侍不见了，《孤单星球旅游指南》告诫游客千万不要住古巴酒店，因为酒店全为国有，房间又贵又脏，服务员爱理不理，远没有那遍地开花的民宿价廉物美。

　　公共交通几乎瘫痪，走在街上随处可见近百人像乌合之众一样等在毫无标记的地方，他们在等公交车，下一班或许一小时之后到来。出租车的停车位上永远等着焦虑的古巴人，就等着背着相机拿着地图的游客上车的时候，他们可以搭一搭顺风车。你厌恶他们，可是你没法拒绝，因为这是他们出远门的唯一办法。

　　盛美味的古巴菜肴也许被过惯苦日子的古巴人遗忘了。我明明记得在迈阿密古巴政治难民开的古巴餐馆是多好吃，可整个哈瓦那似乎只有一种蜡黄的面包、一种罐头味的火腿、一种卫生可疑的芝士，我无论走在哪儿都看到由这三种原料做的三明治堆放在苍蝇乱舞的大小摊位上，成了全民的午饭。而那些铺着白桌布的餐馆呢，它们也全为国有，拿来厚厚的一本菜单，却七成以上都写着“今天暂不供应”，于是无论花多大价钱似乎也只能吃到炸鸡炸鱼披萨，那味道还比不上美国快餐店。

　　那么自由呢，幸福呢？它们还栖居在这个国家吗？这些概念太大，而我在古巴的时间如此之短，无法回答这些大问题。我知道普通古巴人出不了国、没法上网、没法集会，街上随处是衣衫褴褛的孩子、无所事事的青年，不过莎莎舞伦巴舞的音乐一响起，人人脸上都显得欣悦——于是我想，他们有音乐，他们是快乐的。可是我又立即想到，在安东尼奥尼所拍摄的文革中的中国，有多少微笑的脸庞 。笑容并不代表幸福。

　　我终于走到了“两个世界”旅馆，这栋矗立了九十年的粉红色老房子，因为海明威的名头而成了哈瓦那的地标之一。大堂里的客人都我一样，并非旅店住客，只是为了参观海明威的故居。于是我们一起等着通往511房间的电梯，排队看那床那水壶那打字机那铅笔——其实你也预料到了，就和无数名人故居一样，这只是一个平庸的房间，这里是最普通的打字机，这里是最普通的铅笔，他用过，他没用过，仅此而已。

　　也许这个房间唯一值得看的是由阳台眺望到的风景。海明威在为《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的供稿中这样描述：

　　“从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东北角的房间往外看，北面是古老的大教堂、港湾的入口、大海，东面是卡萨布兰卡半岛、所有排列其间的屋顶、宽广的港湾。如果你睡觉时脚朝东，这将违反这里某些宗教的信条。太阳从卡萨布兰卡半岛升起，爬上你敞开的窗户，笔直照到你脸上。不管你昨夜身在何处，现在也一定会醒来。”

　　511房间的陈设极简单，床，床头柜，书桌，除了睡觉和写作没有其他可做的，这样的单调正是海明威喜欢这间房间的原因。1939年3月25日海明威在给自己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中这样描述511房间：

　　“总之，我在古巴有个好极了的地方来写作，没有电话，没人叨扰，我每天八点半开始写作直到下午两点。直到这本书写完，我每天都会这样。我放弃了好多好莱坞的钱和其他的钱，我有可能以后得问你借点才能维持下去。如果你想看看我的担保（注：“担保”即指这本正在写作的书），你当然可以——但是没必要。我打包票它会很好。每天我很慢很慢地把它从头读起。我希望它是本很好的小说。无论如何，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佳程度啦，我的状态很好，心无杂念，尽可能地写得仔细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