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秘密档案全名：艾伦-威尔士-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

　　生卒年月：1893年4月—1969年1月效力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党派：共和党在任时间：1953年2月23日—1961年11月29日离任后：成为约翰逊总统授权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参与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案。

　　经历揭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战略情报局，成为一名从事隐蔽行动的特工人员，期间参与过秘密劝降行动。

　　战略情报局的猛将杜勒斯与中央情报局很有渊源，早在1942年，杜勒斯加入了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不久，还担任了战略情报局驻瑞士伯尔尼情报站的负责人。战略情报局解散后，杜勒斯便在纽约从事律师职业，期间受杜鲁门邀请参与调查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问题，并撰写出让其受到重视的《杜勒斯报告》。这是他的第二次与中央情报局发生联系，尽管这次是作为局外人来调查中情局的问题的。他与中情局直接发生联系则在1950年，他被当时的中情局长沃尔特?史密斯邀请担任负责策划与实施隐蔽行动的中情局副局长。直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将老搭档史密斯调去做助理国务卿，杜勒斯便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之所以说杜勒斯是中央情报局的传奇，是因为他的确有着传奇的资本。首先，他是中央情报局史上第一位文职局长；其次，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八年之久，是在职时间最长的局长；另外，他在任期中的所作所为，使其成为中央情报局最具影响力的局长。

　　杜勒斯的家族很不一般，盛产国务卿。在他的家族中，一共产生了三位美国国务卿：外祖父曾任美国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的国务卿，叔叔曾任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担任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

　　杜勒斯加入战略情报局的时候已经48岁了。加入战略情报局的第二年，杜勒斯被以“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派到瑞士，开展对德国渗透的工作。

　　1943年8月，一个自称弗里茨?科尔比的德国人来到了美国驻瑞士大使馆，交给使馆一份文件，说是德国高层的一些最新的绝密电报摘要，还说自己有个朋友在德国外交部工作，像这样的情报还有很多，自己只是信使。杜勒斯很快便与此人见了面。见面之后，杜勒斯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

　　这个德国人干脆地回答说：“这很简单，真正的德国间谍是不会给你们带来近两百份绝密文件的。”

　　这个人说得的确有道理，在他带来的近两百份文件中，有大量极重要的情报，其中包括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专门监视盟军运输船队的谍报网的情况。

　　经过进一步了解，杜勒斯知道此人名叫弗里茨?科尔比，在德国外交部供职。主要工作是阅览所有的文件，编出摘要，然后送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科尔比十分痛恨纳粹主义，表示自己所提供的文件都是绝密文件，如果美国政府需要，还可以继续提供。

　　于是，杜勒斯让科尔比两个月之内再来一趟瑞士。杜勒斯仔细看了一遍科尔比送来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的确都是纳粹德国的核心机密，从中可以得到大量宝贵的情报。

　　这一年10月刚过，科尔比就带着一个大信封来到驻瑞士的美国大使馆，又带来了许多绝密文件。

　　12月，科尔比第三次为杜勒斯送来绝密文件，同时还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那就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被渗透进去一个名叫“西塞罗”的德国间谍。杜勒斯马上将这个情报通报给了英国有关方面，而英国有关方面则对此表示怀疑。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和英国情报部门的分析人员一同对科尔比提供的情报进行了鉴定。最终，英国情报局确认了这个重要情报的真实性。

　　美国军事部门虽然也鉴定出这个情报是真实的，但是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德国人常用的手段，即先提供真实情报，获取信任之后再提供假情报。因此，他们以命令的口吻，建议杜勒斯对科尔比提供的情报进行详细鉴定，而杜勒斯认为，科尔比的确是个真诚的反纳粹主义者，并肯定了其向美国提供情报的正面动机。

　　由此，战略情报局开始试着在战术层次上使用科尔比提供的情报。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急需有关日本的情报，由于其长期以来将情报工作重点放在欧洲，缺乏日本方面的情报来源，便把任务交给了伯尔尼情报站，希望杜勒斯能够通过科尔比得到一些日本的情报。

　　然而，想要及时与科尔比取得联系谈何容易，在到处都是纳粹间谍的欧洲，联络行动稍有不慎就会将谍报人员和线人暴露，甚至还会暴露整个情报网。但是，战略情报局对情报的需求又是如此急迫，这可如何是好？

　　情急之下，杜勒斯想了一个妙计。他在苏黎世给科尔比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 “亲爱的朋友，但愿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他的生日就快到了，我想送他一个日本玩具，但是苏黎世这里找不到，你能帮我在柏林找找么？”

　　一个月之后，科尔比带着大量绝密资料以及微缩胶片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此次带的文件中，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出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等。杜勒斯十分兴奋地向华盛顿汇报了情况。

　　促成德军投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朗。看到大势已去，德国驻意大利党卫军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与杜勒斯取得了联系，要密谈投降的条件。杜勒斯十分清楚沃尔夫是希特勒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是党卫军的二号人物。为慎重起见，杜勒斯出了道难题，要考查一下对方的诚意。当时，意大利游击队的两位重要人物帕里和乌斯米安尼落在盖世太保手里，杜勒斯提出将他们释放。几天之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果然被送到瑞士苏黎世。紧接着，沃尔夫亲自来到瑞士，希望直接和杜勒斯就投降问题进行谈判。

　　杜勒斯将此事报告给了白宫，却没有得到回应。尽管如此，杜勒斯依然决定接待沃尔夫。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沃尔夫主动提出：一、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二、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全部释放；三、保证关押在意大利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

　　杜勒斯对此并不满足，他要求沃尔夫尽快安排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在杜勒斯看来，沃尔夫掌握的党卫军的实力在德军之上，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沃尔夫表示，自己与意大利战线的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有着不错的私交，愿意回去说服他及其他纳粹头目尽快投降。

　　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但他在向白宫汇报时，将“沃尔夫及多个纳粹头目准备认真谈判”改成“沃尔夫及多个纳粹头目表示，准备作出关于德国在意大利北部停止抵抗的肯定承诺”，使本来为试探性的事情变成了既成事实。美国将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几乎在同一时间，苏联也得到了正式通知。紧接着，盟军地中海战区的总司令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了两名将军来到伯尔尼，准备接受德国人投降。亚历山大元帅将此次行动命名为“日出行动”。

　　然而，此时从沃尔夫处传来的信息却是，凯塞林元帅已经被召回柏林，因而谈判之事的发展趋势无法预料。紧接着，凯塞林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职务又晋升了一级。这让沃尔夫又看到了希望，他对盟军的两位将军表示，自己可以努力将投降的规模扩大到两条战线。盟军的两位接收大员为此等待了一个星期，但没有任何消息。这个时候，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促使德军投降，这个行动便完全失去了意义。

　　从后来得到的消息证实，沃尔夫的确向德军凯塞林元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劝其与同盟国方面进行投降谈判，但凯塞林没有同意，也没有告发沃尔夫的叛国行为。沃尔夫碰壁后回到柏林，拜见了党卫军的头号人物希姆莱，沃尔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而希姆莱希望沃尔夫先进行试探，不要太露骨，因为他认为德军投降的时机还不成熟，最关键的一点是，希特勒还没有死。在元首没有死的情况下，任何人想要提出或促成投降事宜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这时，在伯尔尼等待消息的杜勒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都已知道了此事，他们都在等待消息。直到3月26日，沃尔夫才传来口信，声称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然而，此后音讯全无。盟军的两位将军怀疑这是沃尔夫设的一个骗局。此时，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继任总统杜鲁门就职后，便得知了“日出行动”的内情，他命令战略情报局立即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的一切接触。

　　4月20日，杜勒斯收到了总部要他停止与德国人接触的电报。然而，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沃尔夫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谈判。杜勒斯马上向卡塞塔盟军最高司令部请示，亚历山大元帅将此事上报给白宫，刚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因此，杜勒斯不能与沃尔夫进行会谈。然而，杜勒斯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便想了个折中的法子——让伯尔尼情报站的韦贝尔做代表与德国人谈判。事实上，沃尔夫是真心想促成德军投降，他早已看到德国大势已去，离战败的日子不远了，想以此为自己谋条后路。

　　杜鲁门在下令禁止与德国人接触之后不久，对“日出行动”的看法又发生了改变。4月26日，他让亚历山大元帅派人把德国使节接到卡塞塔，签署投降文件。至此，在杜勒斯的多方斡旋下，德军投降事宜才最终落实。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了受降仪式。

　　对杜勒斯来说，在“日出行动”中的几十天的努力，成就了他日后在美国情报界的发展前途。

　　铁腕局长从战略情报局的一个部门主管级官员到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也经历了不少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杜鲁门总统对多诺万提出的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计划亮起了红灯。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在1945年底，杜勒斯回到纽约，之后被选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