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减肥了，现在198磅。有地方打网球、游泳，开心，健康，虽然总有一种写长篇时的空虚感。麦克斯，祝我好运吧。我发现我比以前写作和思考的时候懂得更多了，也许因此写作会容易一点，但是它仍然会是件困难的事情。不过，我现在写作的方式至少让我觉得和写《永别了，武器》时一样开心。”

　　也许这封信中所说的“状态很好，心无杂念”只是描述写作情况，因为此时海明威的私生活正在经历巨变，他和第二任妻子波琳娜的婚姻因为海明威的不断不忠走到了尽头。他们决定分居，海明威独自搬到了“两个世界”旅馆，创作一本因为新情人玛莎 （Martha Gellhorn）而开始写的小说。海明威兴奋而又小心翼翼地向自己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表示，这本书将和十年前的《永别了，武器》一样好，他的预感没错，第二年小说出版，即为《丧钟为谁而鸣》。作家的一切矛盾似乎暂时解决了。新欢将代替一团乱麻的旧爱，新书将解决旷日已久的创作荒。他说自己“开心，健康”，他住在“好极了的”“两个世界”旅馆。

　　1939年春，海明威向柏金斯写信之时，是海明威最后一次长住“两个世界”旅馆。很快他将和波琳娜离婚，和玛莎结婚。他和第三任妻子将在哈瓦那近郊买下一栋庄园，即大名鼎鼎的嘹望山庄（Finca Vigia）。从1940年起，嘹望山庄成为了海明威的永久居所，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海明威才依依不舍地搬回美国爱达荷州。

　　第三封信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天，我乘车去了了望山庄。坐落在典型的古巴农村里，嘹望山庄显得鹤立鸡群得过分，不过这种的突兀的疏离和优越大约正是海明威想要的。围墙之外是当地人的破烂民居和农田。围墙之内是种植着树木花草的小山丘，丘顶一栋采光极好的精致别墅，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一个停着海明威爱船“匹拉”的船库。在海明威长住于此的二十年中，这里还有三个经常来度假的儿子，一打仆人、四条狗、由三只纯种猫繁衍出的六十只猫咪大家族，五千本书。这里还有——还有非洲，墙上挂满了非洲狩猎之旅捕杀的鹿头牛头。还有西班牙，书房里有一张斗牛士海报。还有巴黎，书房墙上有他巴黎时代的朋友毕加索为他画的一幅画，有好几张巴黎的明信片。在这座格调高雅的嘹望山庄里，我强烈地感到它和围墙之外的破败农村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了望的不是古巴，而是充满回忆的过去。

　　1942年7月23日，和第三任妻子玛莎结婚两年后，海明威给第一任妻子哈德利（Hadley Mowrer）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此时的哈德利已经和第二任丈夫、着名记者保罗·摩罗（Paul Mowrer）结婚十年了。在海明威与哈德利几十年的书信中（离婚后，这样的通信反倒变得更绵长亲密了），海明威昵称哈德利为凯瑟琳·凯特（Katherine Kat）。

　　“想想看，如果我们生不逢时，不能在年轻的时候拥有巴黎。你还记得吗，我们去昂吉尔看赛马，我们第一次自己去潘普洛纳看奔牛，还有那艘好得不得了的大船列奥博迪那，还有科尔蒂纳丹佩佐，还有黑森林……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所以我就想起了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唱过的所有歌：

　　A feather kitty’s talent lies

　　In scratching out the other’s eyes

　　A feather kitty never dies

　　Oh immortality.

　　我这儿有三只好小猫，所以我对它们唱这首歌，它们听了都很开心。

　　……

　　再见了，凯瑟琳？凯特小姐。我是多么多么爱你。我之所以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件事与你还有你了不起的保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种对于先前的更伟大的神明的感情是无法转移的。”

　　海明威骄傲自大、直来直去，总是在和朋友吵架，总是伤女人的心。他每次婚姻都要以搬家开始。第一次和哈德利在巴黎。第二次和波琳娜在弗罗里达。第三次和玛莎在古巴嘹望山庄。他似乎想借搬家来抛下被自己弄得一团糟的过去，而他却偏偏又是一个最容易怀旧的写信狂人。对于海明威来说，这才是他的“两个世界”，肤浅粗糙的现实世界和温情脉脉的文字世界。

　　于是，海明威一个人坐在哈瓦那近郊的别墅里，充耳不闻室外的野语村言，写下这一串遥远的地名，法国巴黎，比利时昂吉尔，西班牙潘普洛纳，意大利科尔蒂纳丹佩佐，德国黑森林……他对在古巴的猫咪唱几十年前听到过的猫咪之歌。他在第三场婚姻之中对离婚已十六年的发妻说我是多么多么爱你，并且这种爱并不仅仅是投向她，也是投向先前的更伟大的神明。

　　这些话是如此真挚又如此忧愁。如果有什么能缓解这种忧愁，那就是这种真挚的对伟大神明的感情其实并非不能转移，虽然这种转移将是多么微妙——多年之后，这种转移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发生了：

　　1957年，一个三十岁的哥伦比亚记者在巴黎街头偶遇了五十八岁的海明威。此时的海明威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轻人在街道的一边，看到另一边海明威迎面走过。

　　想象一下这个戏剧性的时刻：

　　街道的一边是充满回忆的老人，他的事我们知道得太多了。那年年初，巴黎丽兹酒店的经理在酒店的地下室发现了海明威1928年离开欧洲时存在那儿的两个箱子，其中包括了年轻的海明威旅居巴黎的笔记。这两个箱子挽救了海明威的创作荒，于是他再次来到巴黎，住在丽兹酒店，正在利用当年的笔记写一本回忆录，也就是他死后才出版的《流动的盛宴》。这是一本凝练静美的小书，充满了善意和希望，那种奔向过去而重新拾得的希望。这本书与他晚年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而让人想起他年轻时所写的那些简单又魅力十足的渔猎故事——尼克·亚当斯从战场回来，他很悲伤，他去故乡的河钓鱼。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海明威式作品。

　　从22岁到28岁，海明威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此后的一生，巴黎都与他如影随形。上文提到的三封关于古巴的信件，无一例外寄给了三个与巴黎有关的人。

　　第一封信的收件人简宁特？弗莱纳是《纽约客》驻巴黎记者，是海明威在巴黎最早结识的朋友之一。

　　第二封信的收件人，对海明威成功的作家之路功不可没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则是海明威巴黎时期最好的朋友、作家菲兹杰拉德介绍他认识的。1939年春，海明威致信柏金斯时，海明威已经与菲兹杰拉德彻底闹翻了。可是在那封信的最后，也就是他日夜写作《丧钟为谁而鸣》而感到强烈的“影响的焦虑”时，他突然提到了对菲兹杰拉德的思念：

　　“又及：我在古巴看到了斯科特（注：指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于是寄给了你。让人惊喜的是，这本书里的很多地方实在好极了。如果他能组织得更好一点，这会是一本最了不起的小说，比他之前写得任何东西都更好。我多希望他能继续写作。他真的不会再写了吗，还是以后可能继续写？如果你给他写信，记得捎上我真诚的祝福。（对斯科特的优越，我总有一种十分愚蠢的小男孩的感觉——就像一个健壮有力的小男孩嘲笑一个娇气聪明的小男孩。）读着《夜色温柔》，里面的很多地方实在太好了，好得叫人害怕。”

　　这封信寄出后不到一年，年仅四十四岁的菲兹杰拉德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第三封信的收件人，发妻哈德利便等同于巴黎本身。海明威因为与哈德利结婚而来到巴黎，因为离婚而离开。1957年，住在奢华的巴黎丽兹酒店，写着《流动的盛宴》，58岁的海明威回忆起多年前抵达巴黎的第一天：1921年12月21日，海明威和新婚妻子哈德利住进了巴黎左岸的雅各布旅馆（现已更名为英国旅馆，Hotel d'Angleterre）。和巴黎丽兹的贵族气息不同，三星级的雅各布旅馆更接近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那种干净方便的小地方，一出门便是无数左岸咖啡馆，除此之外没什么特色也没什么不足。他22岁，是个穷记者。她30岁，她说她年长他太多了。他说，她就是他梦中的女孩儿，他们会过一辈子。

　　而街道另一边的年轻哥伦比亚人。我们暂时对他没什么好说的，他还默默无闻，我们只知道他是海明威的铁杆粉丝，读了几十遍《老人与海》。事实上，他对海明威如此痴迷，他之所以会来巴黎做记者，便是为了模仿偶像的人生履历。和初来乍到的海明威一样，他没有钱，于是挑选了一个和巴黎雅各布、哈瓦那“两个世界”定位相似的城市旅馆——正对着索邦大学的弗兰德旅馆（现已更名为三大学旅馆，H?tel des Trois Collèges）。在一间看得见索邦校园的旅馆房间里，哥伦比亚人正在写作一部小说：《没人写信给上校》。于是，和自己的偶像一样，哥伦比亚人在巴黎开始了写作之路，在巴黎体验到了最初的伟大的神明。

　　在1957年这戏剧性的一刻，当这位年轻人在巴黎街头看到海明威走过时，他激动得难以自抑，冲着对街用西班牙语喊道：“大师！（Maestro!）”

　　海明威应了一声，“再见啦，朋友！（Adios, amigo!）”

　　四年后，刚从古巴搬回美国没多久的海明威受日益恶化的健康问题困扰，举枪自杀。

　　今年夏天，在“两个世界”旅馆边上，哈瓦那规模最大的书店里（其实也不过相当于普通新华书店的藏书），我的眼睛厌倦了几整排的微笑的格瓦拉和微笑的卡斯特罗，却注意到当代古巴作家在祖国的集体失语。这一代的古巴青年恐怕不得不在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中成长，正如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在书店萧索的虚构类书目中，古巴人的名字寥寥，而这位哥伦比亚人的作品却紧挨着他心中的大师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