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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将要在下面转载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一样，我在小时候也看过无数遍电影《半夜鸡叫》，当然对片子里的地主周扒皮也是满腔愤怒！可是，这种儿时埋下的纯朴愤怒，在一年前却使我受到了一场特殊的教育。
去年坐上海到长沙的火车，看到车上的一本杂志登了两篇使我感兴趣的文章，一篇是讲千古奇冤陈世美杀妻的故事，另一篇则是讲的几十年奇冤周扒皮剥削长工的故事。关于周扒皮的故事，本文将在以下转载兰亭先生的博文，读者可以看看冤情是如何造成的，我就不说了。这里先说说陈世美的冤案。
这篇关于陈世美的文章说，关于陈世美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戏剧，作者通过多年考证，得出的结论是，陈世美不但没有杀妻，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好人与好官，所谓的陈世美忘恩杀妻，完全是别人的载赃陷害。
据清朝《均州志．进士篇》和《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人，出身于仕官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得康熙赏识，升为贵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在贵州为官时，同乡同学来投，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以求仕进。后因来投者日多，难于应付，乃嘱总管家一律谢绝。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他进京赴考时，曾以钱财相助，因遭总管家回绝，顿生报复之心，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妻灭子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他身上，编成戏剧《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相传清末一河南剧团到均州演出此戏时，陈的一个后人看了，气得当场吐血，陈世美第八代孙还组织家族众人，当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死伤数人，演出被迫停止。
1992年在丹江口市发现的有关陈世美的碑文记载，陈世美是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体察民情的清官。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所谓嫌贫爱富、杀妻灭子之事，乃系嫉贤妒能之辈所为。可就是这样一个冤案，舞台上却唱了几百年，以至于陈世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十恶不赦的坏蛋。
希特勒的法西斯同伙戈培尔说过，谎言说过三遍将成为事实。这话确实有道理。历史上许多事实一再证明，谎言重复效应是非常显著的。这个原理其实并非戈培尔的发明，中国应当是这个原理的最初制造家。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一再运用了这个原理作为愚弄和统治人民的工具，本人亦感受颇深。所以，写下这个小品的目的，无非是想提醒百姓，对于你看到的那些宣传品，最好应以审慎的姿态思考一下真假。时下国人已经很难有思考能力了，我希望通过陈世美与周扒皮的冤案，使人们能够逐渐改变被扭曲的心智模式，逐渐地从谎言中醒悟过来，逐渐地走向真实世界。
知道周扒皮的故事时，我还很小。但至今犹记得，当时哥哥放学回家，讲从课本里学到的周扒皮的故事时，我们全家人的愤怒表情。
当时在咱农村，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多，就算识字的人，平时也只看古典小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现代小说感兴趣。
所以，周扒皮的故事得以广泛传播，并不是因为《高玉宝》这本自传体小说。而是小学语文教材里，从小说《高玉宝》里节选的一篇叫做《半夜鸡叫》的文章。
后来，我又在语文课上学到这篇文章。语文老师向我们传授，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充分反映了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恶霸是如何残酷剥削与欺压善良百姓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是如何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当时，在语文老师那抑扬顿挫却又充满仇恨的语调下，我和众小伙伴们心里再次埋藏了对旧社会和地主恶霸们的无尽愤怒。
转眼许多年过去了，而我也在社会上漂泊经年，为了生存而劳碌奔波，饱偿人间冷暖，看尽世态炎凉。渐渐地，从课本里学到的周扒皮、刘文彩们的故事也如雨后烟云般，从我的记忆里逐一消散了。
只是最近在网上冲浪，偶然读到顾玉如先生的一篇叫做《我所知道的高玉宝和半夜鸡叫》的文章，才又勾起了一些记忆。经过多方求证顾玉如先生文章的真实性后，恍然明白，原来周扒皮的故事只是一个谎言，原来我们从小所接受的课堂教育也是一个谎言。
周扒皮本名叫做周春富，祖上从山东闯关东来到辽东半岛瓦房店（原复县）市黄店屯村。当时的辽东半岛地广人稀，闯关东过来的周家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黄店屯村开垦了大片的荒地。后来闯关东过来的移民越来越多，在开垦不到好地的情况下，许多人就干脆靠租种先来的移民们的土地为生。如此几代下来，勤劳的周家，自然成了当地的大户。
但世事无常，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加上家道中落，周家传到周富春这一代时，已是不复当年了。按照当地现仍健在的老人的说法，周富春当时是继承了一些土地，但并不多。
但周富春这个精明能干的农家子弟，天生就是个做地主的料。
从周富春当家作主后，攒钱置地成了他的最大爱好。而更让黄店屯人羡慕的是，他的五个儿子，个个都被他调教成了务农置家的行家好手。
原本日渐衰落的周家，就这样在周富春手上得以起死回生，再次成为黄店屯村的大户。而勤俭节约的周富春，为了攒钱置地，节省得连裤腰带都舍不得买，自己的腰带都是用破布条搓的。
而就是对自己这样苛刻的周富春，对待长工和伙计却不差。文革时，在周富春被活活打死近二十年后，批斗周家的闹剧却从没停止。当革委会主任孔庆祥找到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给大家讲周富春是如何残酷剥削长工的丑恶事迹时。孔兆明讲着讲着却不由夸起了来，“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把孔兆明拉了下台。
黄店屯村民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据他说：“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食，可养活全家。”看来当时在周家做长工可比现在的农民工强多了。
周家的老长工王义帧说：“周老头狠，那是对自己的儿女狠，对伙计还行。从没说过我什么，我人生得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伙计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可见，现实生活中的周富春，不但精明能干，而且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可算是宅心仁厚啊。就这样一个宅心仁厚的老东家，怎么就在高玉宝的笔下变成了奸诈的恶霸呢？
高玉宝本是帮周富春家放猪的猪娃子，周家被打倒后，高玉宝没有猪放了。于是在周富春被打死两年后，高玉宝参了军，参军竟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使他由一个文盲猪娃子挤身为知名战士作家、演讲家，并在部队由一个通讯员升到团级职称，当然，这都是后话。
文盲高玉宝不但能说会道，挺能吹牛，并且还识几个字。在当时普遍是文盲的部队里，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通讯员。
成为通讯员后的猪娃子，竟激情四射，梦想成为作家，打算写小说。于是今天书店里还在摆卖的《高玉宝》的刍形诞生了。
虽然有了题材，但高玉宝毕竟是个文盲，识字不多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玉宝在写小说时，凡是有不会写的，就用画图来代替。比如杀人，高玉宝就画一个人头，再在脖子上画一把刀，用这样的图案来代替。
在相关媒体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后，高玉宝的特殊经历引起了相关领导的注意。在那个阶级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高玉宝这样的“活教材”的出现，让领导如获至宝，也让猪娃子高玉宝的人生从此改变。
领导安排当时在部队体验的职业作家荒山去帮高玉宝。由高玉宝讲述，荒山主笔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三易其稿才通过了领导的审批。但为了突出事件的特殊性和真实性，《高玉宝》在被《解放军文艺》连载和正式出版时，一律挂的高玉宝的名，而不是作家荒山。
《高玉宝》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多达二十多个版本，仅汉语版就印了450多万册，并改编成了二十四种连环画及十二种文艺演唱形式和戏曲书籍，其中尤其以上海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最为深远。
高玉宝不仅因此名利双收，由一个文盲猪娃子一跃成为著名战士作家，并登上了全国各地的讲台，为当地百姓和学生作演讲。更是为他带来官运亨通，连升数级，由一个小小通讯员到团级干部职称的大翻身就此水到渠成。
对周家来说，真是世事无常。随着《高玉宝》的出版和高玉宝的四处演讲，黄店屯周家从此臭名满天下。可怜宅心仁厚的周富春老爷子，不但自己被活活打死了，死后更是身败名裂，为天下人仇恨和唾骂，为天下人所不耻。
从此，黄店周家成了重点关照对象，每次上面来人斗地主，便指名道姓要斗周家。而周富春的儿子孙子也成了被人任意打骂的劣等公民。可怜的老周家，靠周富春的勤劳节俭而置办起来的偌大家业，竟成了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祸根。
如黄店屯一位阎姓老人对顾玉如先生惊诧地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黄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
是的，从常识上来讲，半夜鸡叫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但明明就是子乌虚有的事，怎么一时之间天下人都相信了呢？怎么就没有人怀疑呢？
问题是在那么一个没有是非与黑白的年代，很多人都杀红了眼，停不了手了。能给“地主恶霸”们找多一条罪状就行了，谁还去管它真假呢？谁又有胆儿去辨是非与真假呢？正如记者问黄店老阎是否参与打周富春时，老阎所说那样：“谁敢不打呀？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去打就说明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阶级立场一有问题，说不定明天你就成了敌人，就该轮到你上台挨批斗了。
在当时这样的疯狂环境和疯狂逻辑下，哪里还有是非与黑白呢？哪里还有人敢去辨别是非与黑白呢？于是像周扒皮这样的谎言，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像真理一样得以广泛传播了。
据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看来，功成名就的高玉宝，始终不愿认错，更别说忏悔了。其实他也不需要忏悔，因为他和作家荒山一样，自始至终都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
事情转眼过去六十多年了，周扒皮半夜鸡叫的真相，也通过网络的传播，而得以浮现了我们的眼前。谁又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多少朱扒皮、李扒皮、杨扒皮们沉冤待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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